徐 忠
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列举“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之后记载着光辉的一页：“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他作为天津学生的代表，两次进京请愿，与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斗争。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在1920年1月29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其内容有：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比较和选择，他也从从激的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完成转变之后的赴欧和入党、从事党的早期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当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现代党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军事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青年周恩来积极参与创立和建设中共旅欧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党的创建史的高度说：1921年，周恩来同志“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打铁必须自身硬！”青年周恩来入党后，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扎扎实实地从理论上指导党、武装党、建设党。
一、青年周恩来宣传“取俄取英”、“得其中和以导国人”的救国之路。
西行旅欧，周恩来抱着“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的意旨，为寻求救国之道，来往于英、法两国，结合为天津《益世报》撰稿获取稿酬弥补留欧生活之用，对资本主义的欧洲进行实地考察，重点对各种思潮（各种主义）进行对比研究，他认为 “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他在第一篇旅欧通信《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就以警世之言指出：“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中国如何革命，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极有远见地提出了中国特色道路的想法：“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据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由此可见，青年周恩来作为一名早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在一个世纪之初，对资本主义考察调查后唯一作出“取俄取英” （“取英”即取资本主义之“长”）、“得其中和以导国人”之路的科学预见，是何等的难得啊!继此之后，青年周恩来又深入地考察与研究英国工人运动。他先后写出《英国总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9篇通信，约35000多字，综合得出的结论是：“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二、青年周恩来探求比较“认的主义”、主张“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青年周恩来对当时欧洲杂然纷呈的异常活跃的各种思潮涉猎比较，更加认真
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旅欧通信中明确表示认定共产主义：“觉悟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冷静观察剖析，得出了既要坚信又要“因时制宜”的科学结论： “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 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周恩来的这种既要坚信又要“因时制宜”的科学思想，在当时的探索者中，尚未发现其他人的这方面的相关史料。他在《伍的誓词》中特别明确地向战友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在转变的进程中周恩来对《共产党宣言》中的“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观点，对列宁论述马克思为“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加紧张的理论研究”献出了健康和生命的精神牢记在心，化为自己的入党誓言：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三、青年周恩来考察和研究英国社会、明确中国必须“实行共产革命”。
稍有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都知道，不了解资本主义就不可能理解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在早期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中，是最早最多考察研究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和制度的杰出者。在旅欧留学期间，青年周恩来深入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工厂采访调查，先后发表了《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等调查研究式的通信，通过考察、研究，他对各种主义进行推求比较，最终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明确主张“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至于别种社会主义，更是陷中国于歧路中的麻醉剂。”这在同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的中共领导人中，未见有人像他这样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发表的旗帜鲜明的类似宣言的文章。
四、青年周恩来参与组织革命活动建立青年团旅欧之部培养人才。
青年周恩来在欧洲早期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加强组织建设注重与革命的实际活动相结合。他加入了中共“一大”前的8个小组之一的旅欧小组以后，就开始在留法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工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救国道路的宣传活动与组织建设工作。1921年6月，周恩来从巴黎各大报纸上知道北洋政府派代表与法国政府商谈秘密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一面愤慨地向国内报纸报道说：“北京政府之执政者，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鸣呼国人，尚在世界上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一面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华工会、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等6个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公开发表由周恩来起草的《拒款通告》，表示中法借款如果成立，中国人民决不承认，又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1000份，分送法国各界，同时在法国报纸上刊登。6月30日和8月13日，周恩来和赵世炎、袁子贞等两次召开各有300多人参加的拒款大会，最终迫使中法两国政府放弃了这一伤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借款。周恩来先后写出《旅法华人拒款借款之运动》、《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等4篇通信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在国内形成对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的舆论攻势。接着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周恩来又和和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积极参加和组织发动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争得生存权、读书权、占领中国为留法学生而办的里昂中法大学、反对只准权贵子弟入学特权的斗争，虽然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被武装压送回国，但却教育留学生放弃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幻想，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改造中国之路。通过这些重大斗争，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在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通过组建与指导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积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周恩来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培养了邓小平、李富春、陈毅、朱德、孙炳文、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精英和共和国的栋梁。
五、青年周恩来勇敢地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进行论战
担任欧党、团负责人的周恩来，从学习理论和革命实践中更加认识到党员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既要领会精髓，又要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进行论战。周恩来充分运用在马克思主义故乡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画重线，写眉批，记笔记。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当年读过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一书中，他在马克思的下面一些话下画了重线：‘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为了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更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先主办了《少年》月刊，后又由中共旅欧总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支部合办，改为更注重实际的《赤光》月刊。他既是编辑工作的负责人，又是刊物的主根撰稿人，在刊物上发表了“传播共产主义原理”的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的一部分）、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等译文和刊登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文件信息外，又作为主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共产主义与中国》等分析外国和中国国情、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救国兴国之路的重要论文30多篇，旗帜鲜明地捍卫共产主义理论原则，有理有节地同反对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开展论战，以很大的精力，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一一作了批驳，很坚定地阐明：“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一旦革命成功，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为了捍卫列宁主义，周恩来指出： “俄国三次革命既然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从现有的可信史料来看，以周恩来为领军人物所进行的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公开发表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真谛的论文水平之高、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早期的共产党人中是突出的。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发表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论述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文章有79篇之多，约有20多万字，尚未发现同时期的国内外的其他共产党人发表如此之多的论战文章。周恩来和战友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有力地配合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批判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广泛开展。
在论战中，青年周恩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强调马克思的“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的理论。他运用“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青年周恩来发展了初次阅读“十月革命”文章时的“世界实行社会主义”“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的观点，再一次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正因为立论准乎‘实际’，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所以才主张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信此主义的人，所以才能勇于实行。”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报纸造谣列宁死后苏联“顿受挫折”的诬蔑，周恩来运用马克思的“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的观点，进行了强有力地回击说：“若因要急观事的成效，便忘掉革命的时效，若硬加俄国以‘共产主义失败’之言是不当的。且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斗争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90多年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理解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实验场”和“改革办法必须‘实验’”的理论新建树，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历程、成功的经验和东欧巨变的沉痛历史教训，都证是正确的，强调在实践中试点、实践中检验、实践中发展的理论，对于贯彻执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四个全面”的伟大战略部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青年周恩来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探索中国革命“两步走”的道路
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即“第一阶段”(又译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第二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周恩来1924年6月1日在《赤光》第9期上发表的《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文章中，根据中国国情
明确指出中国革命道路的“两步走”：“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得到真正生路。”这种两步走的理论，四年后的1928年6月18日至7月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后，“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青年周恩来，运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1924年2月1日《赤光》第2期和15日《赤光》第3期上，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4年的1924年，竟然就有如此深刻、如此清晰如此远见的认识，确实是杰出的超群之见！
七、青年周恩来在欧洲开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关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当时中国的政党与西欧的党派情况不同。中共于1923年6月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欧洲与国民党合作实践中的讲话、书信和专论，摸索了路径、总结了经验，形成了理论，为党的早期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的探索与实践。这年8月周恩来致信给奉孙中山之命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的王京歧（是被法国押送回国的留法学生），阐明了旅欧国共两党合作和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明确“提出现时两党合作的三项建议：（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有革命精神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可随时势变迁而变化当前所做的工作。这年秋天，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这年11月25日，周恩来出席在里昂召开的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发表了重要演讲，严肃地指出：“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能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会上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长，周恩来为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长，王京歧回国期间，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王京歧在寄给其父的国民党巴黎总支成员合影照片的背面写着对周恩来的评价：“同志恩来（座当中者）与儿协同办党，可说两年之久了。素来，他——专门对外；我——惟理内。本其过去工作，判他智力、魄力，与夫将来之事业不在汪、胡诸老同志之下。”意思是说周恩来不在国民党元老汪精卫、胡汉民之下。在此后不久的7月8日，周恩来就与徐特立等代表22个旅法华人团体，联系、团结旅法华人600多名，在巴黎聚会，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被推为中文书记的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散发由他执笔起草的《旅法各团体告国人书》，号召国人：“我们现在立在这个国民团结大运动旗帜之下，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啊！”“要以各职业团体所建立的国民政府，来否认北京政府的任何行动，担当起国民外交的大任。”后来周恩来在他起草的《赤光宣言》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这不仅为中国革命第一步的国际国内的大联合，而且为其后来的外交和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八、青年周恩来创造性地宣传共产党人的分清敌我友的阶级路线
关于分清敌、我、友的问题，青年周恩来连发表三篇文章，十分明晰地系统地创造性地指出：“革命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境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 “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的仇雠。”“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从而得出结论：“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国民革命的依靠力量是什么呢？，“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中国的工人运动，正在发展起来，“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农民原来素称驯良，近来因为迫于军阀的祸害，也渐渐知道团结反抗了。”广东海丰的农民运动，湖南衡山的岳北农会，这两件事都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中国的知识界，正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其中尤以青年学生最为无所忌惮的反对列强，反对军阀”。中国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但“他们渐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入救国的队伍中。”不仅如此，周恩来又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状况进行了分析，敏锐地指出：“今后应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不要再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他讲的“国民运动中五派”是指海外华侨、劳动阶级、知识界、新兴的工商业家、农民阶级；“新旧军阀的四派”是指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陈炯明的四派势力。
无独有偶，第二年的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4期上发表了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也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九、青年周恩来组织党团员学习军事理论培养军事干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公开宣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周恩来在欧洲最早地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设“一支革命军”队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1922年3月间，周恩来高度评价德国无产阶级领袖卢森堡说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这句话，是“见到之语”。同年3月，他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西欧革命的机会在最近的几年确是很难，但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能联络起来，革命便有了希望。”又在这一年的12月，周恩来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再次强调：“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在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总支部内设立军事部，有计划地组织部分党员、团员，学习军事理论，研究军事问题。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其他各地党组织都还没有做的事关革命成败的重要工作。共和国元帅聂荣臻同志回忆说：“在1922年和1923年，恩来就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军事科学。”特别是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1922年离开滇军，辗转万里到德国，找到了周恩来，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得到了周恩来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张申府介绍他入党，并安排他先在德国学习军事，后到苏联军事学院深造。朱德回忆说：我当时真高兴极了，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附于党，党也能解决一切。”周恩来又组织一部分同志到苏联军事学院学习。奉国共两党中央之命，周恩来从西欧回国投身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从担任黄埔军校教员、政治部主任、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军事家的近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都证明其重要的思想基础是他先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
十、青年周恩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政府”建设“发达实业”
青年周恩来在欧洲批判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救中国之路的错误思潮中，科学地提设想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民主政府必须建设“发达实业”的思路。1922年8月16日，周恩来在《少年》第2期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指出：“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时隔不到一年，1923年7月15日，在巴黎旅法华人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大会上通过的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告国人书》中，又一次公开号召华人各界要推翻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合全国工农商学习各界自己起来组织国民政府”，成就中华 “民族独立的伟业”。这种“革命政府”建设与“发达实业”的初期理论，是极其光辉的，是他本人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共两党组建广东省东江行政委员公署（地市级政府）、并担任行政委员（最高行政长官）、受命依法组建新中国为人民服务的首届政府机构政务院和担任人民总理26年的思想基础。
十一、青年周恩来严正揭批美国侵华政策
率先倡导和模范践行“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的青年周恩来，以极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先后在《赤光》上发表了《华府会议后的美帝国主义者》、《亲美派的中国人，听着》等多篇文章，在《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对华政策》一文中，旗帜鲜明义地指出：“美政府自华府会议成功，得到了列强在中国共同行动的保证后，对华政策即一变其向来阳示亲善的面孔，大踏步地赶上英、日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实行侵略的故道。两年多的经历，已使我们饱尝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在华一切设施，殆无不备有钱臭和血腥的混合滋味。”这在“一战”之后不久的20世纪初期，一名年仅26岁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就揭露美国统治者“变其向来阳示亲善的面孔，大踏步地赶上英、日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实行侵略”的对华政策，对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对它“阳示亲善”与“实行侵略”的两面派行径的揭露，真是入骨三分，何等的高明啊！国内外的百年历史证明，青年周恩来科学预见性的理论，不仅是中共早期领袖人物中的第一人，而且是同期世界各国政要中唯一有此高瞻远瞩的高明政见的政治家！是名符其实的非凡的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家。
第二、青年周恩早期进行建党和党建工作的业绩
200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册）记述：“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党的一大以后，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发展到10多人。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发展到10多人。旅法华人中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旅法华人中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底，陈独秀委托赴巴黎任教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申府，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建立党组织。1921年2月，张申府先后发展刘清扬、周恩来入党。随后，陈独秀分别给已在法国留学的赵世炎、陈公培去信，与张申府取得联系。1921年三四月间，张申府、赵世炎发起成立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1921年6月，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出版《少年》月刊，在旅欧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宣传。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时，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仍在积极筹划在旅欧学生中建立统一的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联系旅欧各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中心，并于1922年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1923年2月，周恩来参与筹建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专责从事党、团工作，取得了开创性的业绩。就主要方面来说，有以下五点：
一、青年周恩来积极认真地专门从事党团工作
1923年2月17—20日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上，青年周恩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后，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中共旅欧的党团组织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就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切对外活动都用团的名义。”聂荣臻回忆说：“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周恩来在欧洲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多数以团的名义开展各项公开活动的。留欧的共产党员是比较多的。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全国党员共有125人，其中旅欧的除留俄的8人外共有10人，即留法2人、留德8人。”周恩来是党团工作一肩挑。
（1）青年周恩来设法送赵世炎等同志去苏联学习。他以留欧的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的身份，于1923年3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12人第一批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习，“设法为他们办理了去苏联入境手续。”这批革命精英经过在苏联的学习升造，回国后分别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
（2）青年周恩来重要任务是组织党团员“学共产主义”。
1923年1月29日，青年周恩来当选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后的3月13日，给团中央写的第1号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对于团员的学习 周恩来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大体规定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周恩来等人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并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团员。
（3）青年周恩来主办《少年》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
因为处于建党初期，青年周恩来主办的《少年》，既发表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的一部分）、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等译文和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文件和消息，又发表他署名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文章，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热情洋溢地赞美：”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的救时良方。”“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他明确指出：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空谈：马克思出，本着科学精神来研究现代社会经济组织，并从人类历史中找出阶级斗争这条根本线索，这才能顺应社会变迁的客观趋势，得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样的科学结论来。他在详细研究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以后，着重指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靳钉截铁地说：“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青年周恩来是带头学习和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头人、组织者、好榜样。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对周恩来的评语就是最好的说明：“周恩来——浙江，年26,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
（4）青年周恩来重视在进步青年中发展中共党员。
《周恩来传》记载：“周恩来入党后，在1922年11月同张申府在德国介绍了朱德、孙炳文入党。”朱德先在上海向陈独秀真诚提出加入中共被拒、不远万里、运渡重洋、来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找到周恩来，一开始有些吃惊地说：“我们刚从中国来，有一位名叫周恩来的先生，他在这里吗？我们要见见他，请通报通报，行吗？”那位年轻人没有回答来者的提问，热情地把他们让进房间，倒来两杯开水递到他们手上，又端来两盆热水，说：“擦擦汗!”待朱德与孙炳文洗过脸，落座后，年轻人在他们对面坐下笑容满面地凝望着说：“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我，姓朱名德，字玉阶。”朱德自我介绍后指指孙炳文，说：“他，姓孙名炳文，字睿明。我俩是同乡、同志。”一阵寒暄后，朱德与孙炳文结识了年仅24岁的周恩来，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朱德用他那浓重的川北口音，一字一句地叙述自己走过的道路和追求革命的经历……最后，朱德表示：“我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党派我做什么都行。”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有时插话谦逊地请教不甚理解的问题，询问有关细节。周恩来被朱德异乎寻常的经历和执著的追求深深感动了，忽然有所醒悟地问：“玉阶兄，你们吃饭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吃饭去。吃完饭，我们还可以接着再谈。”接着，孙炳文继续向周恩来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与追求，提出加入中共组织的要求。
周恩来和朱德、孙炳文几次交谈，他们就国内形势、各种思潮流派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中国革命的方法道路前途等畅谈见解，十分投机、融洽，在许多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在理想、追求、信念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周恩来表示：“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入党申请未得到国内党组织批准以前，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朱德和孙炳文上前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而兴奋得喜泪横溢，许久才说：“恩来———同志!”
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经国内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把这一喜讯告诉朱德、孙炳文时，特别叮嘱“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因为像你们这样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团结更多的人。”朱德与孙炳文牢记周恩来代表党组织的嘱咐与要求，以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在中国留德学生中展开工作。后来，他们担任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的领导职务，教育、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左派分子和进步学生加入到革命阵营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朱德与孙炳文，在周恩来等领导下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执行“宣传主义、吸收同志”的任务，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动参与社会实践。陈独秀的儿子延年和乔年也是在周恩来、赵世炎的帮助和教育下，认清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共旅法支部成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都在1922年由法国共产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并按照党的指示，周恩来送他们兄弟俩转道去莫斯科留学。经青年周恩来培养去莫斯科留学的邓小平，一生牢记兄长的培养。他对女儿说：“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5）青年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欧洲进行国共合作的业绩。
在周恩来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后不久的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要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原则上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这时，孙中山派王京岐到法国筹备国民党支部。周恩来与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斗争、被强行遣送回国的王京岐相识，于是他一到法国两人就取得了联系，周恩来在1923年3月10日，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巴黎年会上进行了讨论，绝大多数人同意，周恩来即与王京岐联系，王京岐即向国民党本部报告：“旅欧共产主义麦田共80多。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也与吾党相差不远。”“6月16日，周恩来等一行三人到里昂同王京岐达成协议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给王京岐的信中说明：“依我们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均可致（置）疑的事。”对如何实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还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任务。”“这以后不久，国民党本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由于周恩来等人的积极努力，“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的成员扩及到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国民党本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1922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选举王京岐为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致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京岐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工作。”为了向旅法华宣传国民革命，“周恩来《赤光》上共发表三十多篇文章。其中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者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周恩来从欧洲时，“已经是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一个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
第三、青年周恩早期进行建党和党建工作的启示
对于青年周恩来早期从是建党与党建工作的现代启示很多，最重要最核心最根本的是政治建党、理论武装，扎扎实实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自己、教育党员，注重从政治上识别党员、从理论上武装党员、从业绩上考察党员，他运用”哲学的思维、科学的方法”，介绍朱德、孙炳文和贺龙等杰出人物入党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近平总书记科学地高度概括了周恩来早期进行建党和党建工作的重要启示说：“看一名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首先要看政治上是否站得稳、靠得住，是否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始终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维持高度一郅，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他强调说：“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嬴得优势、嬴得主动、嬴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如何达到这一要求呢？他特别要求学习“周恩来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善于总结从中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善于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和深刻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周恩来在欧洲从政治上建立组织、从理论上武装党员的先行实践，不但在当时，而且在现在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具体的启示就是从理论上、思想上、实践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像周恩来那样，真正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做到四个“善于”，不断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建国百年和建党200年的新的伟大目标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