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登全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源泉。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坚持和彰显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内在特质。

一、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发挥关键性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我们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1]

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起了关键性作用。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同意并积极筹备和组织会议，是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关键；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从主观上作自我批评，对毛泽东的支持与举荐是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关键；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巩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形成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键。对于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的作用，毛泽东是肯定的。他对当时红军一师师长李聚奎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开得很好，解决了红军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2]毛泽东还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3]

二、周恩来在革命战争中积极践行遵义会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理解和践行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反“围剿”战争中，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坚决拥护和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对军事一窍不通，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经验，在战争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未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后，李德、博古面对暂时的失利，在撤退中实行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与李德存在严重分歧，并发生多次争论，但由于博古盲目支持李德，周恩来只能在负责的具体工作中采取适当措施，减少红军的损失。湘江战役的失败，使博古、李德的威信受到挑战。广大红军指战员面对血的的教训，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不满情绪高涨。在中央领导层，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开始对错误的路线进行批判。面对惨痛的失利，博古、李德已无法指挥军队，控制局面。在危急时刻，周恩来主动承担军事领导责任，开始取代李德指挥红军继续作战。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深感毛泽东主张的准确性，在思想上与“左”倾错误路线彻底决裂，在实际行动中与毛泽东密切配合，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将党和红军的军事路线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周恩来思想和行动的转变，源于他对革命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自身严于律己的要求。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上，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副报告，与博古从客观上为军事失利辩解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从主观上指出军事领导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判，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李德在自已的书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原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4]周恩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为纠正“左”倾错误开了好头，促成了会议的顺利召开。

周恩来思想和行动的转变，源于他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对他人实事求是的深刻认识。1935年2月，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长谈，内容大意是：“现在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握军权，谁来领导军队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领袖。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另外，我们迟早要和四方面军会师，多年来，张国焘任过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资格很老，现在能和张国焘相比的只有毛泽东。你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你心地善良，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一年多来，在政治路线上总是压抑自己的见解，唯国际指示是从……”[5]周恩来能够根据中国的国情，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纠正了党内一度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积极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推动了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二）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独立自主的探索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纠正了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逐步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周恩来在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中实现了道路转向。

湘江战役的惨败，证明了照搬苏联经验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如果继续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上走下去，必将使中国革命遭受毁灭性打击。周恩来通过主持召开一些列会议，将中国革命转向正确的道路上来。这一转向首先是从通道会议开始的。1934年12月12日，到达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通道会议。周恩来请毛泽东参加，在会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意见，这是自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重大军事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6]“而如果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就不可能有通道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不可能被采纳”[7]。1934年12月18日，周恩来到达贵州黎平后，主持召开了黎平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折入黔东的意见，支持毛泽东西渡乌江，突入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方案。黎平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1日，周恩来在贵州瓮安猴场主持召开猴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主张不过乌江，还是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意见，重申黎平会议的主张，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了渡过乌江后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行动方针。会议还专门作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8]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最高“三人团”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不正常状态，从组织上恢复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周恩来后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9]周恩来通过主持召开三次会议，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方针，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就解决了党和军队的行动方向问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

周恩来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决裂，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支持，使我们党顺利地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推动形成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将参加会议的人员扩大到军团负责人，这有利于参会者对“左”倾错误进行有力的批判，从而保证了会议的成功召开。“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10]。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军委副报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初期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认为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11]，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提出的军事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周恩来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路线，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因此，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12]，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在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说，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13]这就解决了组织领导问题。

遵义会议通过解决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14]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自觉制定和运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有力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

（四）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遵义会议重要意义时指出：“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15]

1935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1935年2月5日-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扎西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此时，毛泽东成为军队的最高领导人。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至此，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回顾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的形成，与周恩来的主动“让贤”和密切配合息息相关。周恩来甘当毛泽东的“助手”，负责具体军事工作的落实，推动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发展了遵义会议精神

（一）周恩来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刚起步的时候，当时把重工业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环节，但周恩来也明确指出：“所谓集中‘主要’力量，不是集中‘一切’力量；不是要冒进；不是搞重工业，其他问题就都不搞了。”[16]周恩来强调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这种思路与苏联有着明显的区别，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国民经济计划被打乱，“大跃进”又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就迫使中国必须对原有的计划进行大幅度调整，周恩来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八字方针被确定为整个国民经济在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成为指导中国人民从困境中走出来的根本方针。周恩来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践的观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不失时机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经济建设面临困难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采取适当的措施对经济建设进行及时的调整，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不断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

（二）周恩来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时，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相比旧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就是独立自主。周恩来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对全体工作人员说：“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他又严肃地提醒大家：“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17]在新中国的头一年里，在周恩来谈判努力下，按照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中国同十七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为了处理好与不同国家尤其是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已成为当今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周恩来为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国防上的独立自主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三）周恩来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

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周恩来一方面动员大家积极参加批判右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实事求是，“反社会主义的还是极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者是思想斗争，绝大多数人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方面”“总的方针是：态度好的从宽，恶劣的从严；悔改好的从宽，不好的从严。”[18]周恩来一方面坚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也强调要注意斗争的策略和原则，要坚持实事求是，并采取一些措施防止斗争扩大化，保护了许多知识分子，为减少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做了大量工作。在处理中印边界武装冲突时，面对印度的挑衅活动，周恩来说：“如果尽管我们让步，他们却不同我们友好，甚至走向反动，这样让步就不对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给印度的中间派留有余地，积极地争取他们，另一方面要进行坚决的斗争。”[19]通过周恩来的努力，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而且赢得了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理解与尊重。周恩来始终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四）周恩来始终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1957年，周恩来、陈云等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意见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多次在大会上作检讨。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火的严厉批评，使得和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时难以提出正确的意见，集体领导收到损害，周恩来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来作检讨，在检讨中强调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体现了周恩来时时处处都在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坚守岗位，在自身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他尽可能地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事业带来的损失，为加强党的领导，竭力保护党内外干部进行不懈的努力，为党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周总理作为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所以，无论是同我们这些人谈话，或者公开对群众讲话，他总是讲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但是，‘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他也搞不太清楚。”[20]周恩来始终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党忠诚、维护大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