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  王家云

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遵义会议本身虽然只有三天时间，但究其精神的孕育、形成则贯穿于整个长征时期。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红军共同培育的结果。其中，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新老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精神重要的培育者，为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作出杰出的历史贡献。

对于遵义会议精神内涵的概括，学界有不同的表述。本文采用“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这一表述[①]。依据这个特定的内涵，具体阐释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精神培育所做的贡献。

一、坚定信念精神的培育者

坚定信念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对党信赖、对前途有信心，临危不惧、勇往直前。周恩来对这一精神的培育，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时段。

第一，实施长征的准备阶段。周恩来即重视信念教育。1934年夏，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按照这个分工，周恩来虽然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但出于对事业的负责，他勇于担当，主动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红军坚定信念。

决定实施战略转移之前，周恩来即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的报告，在开幕会上的致辞中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②]面对广昌陷落的严峻形势，他在撰写的《红星》第40期社论中指出：“需要我们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顽强性，不动摇地执行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号召，一切工作集中在战争动员，一切动员为着前线的胜利。”[③]

当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时，周恩来又为《红星》第60期撰写《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我们要坚决的挺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以在运动战中消灭白军。”在随后给红七军团作战的指示中，要求他们“在进军途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以扩大影响”。[④]上述几则史料表明，周恩来不仅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意义，而且结合新形势阐释政治工作的任务，旨在切实做好政治工作，坚定信念。

周恩来在红军战略转转移之前，不仅广泛的宣传开展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而且还具体地开展政治工作。比如当中央决定陈毅留守中央苏区时，陈毅因伤情需要手术，他闻讯后不仅立即对陈毅的手术治疗做了具体的安排，并且亲自赶到医院看望慰问。他对陈毅说：“中央决定留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特别是由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⑤]这对陈毅及留守苏区的干部和广大战士正是一次及时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此坚定他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的信念。

第二，长征途中，周恩来继续重视信念教育。长征开始后，周恩来随全军的先头部队红一师红三团一起急行军。其间，他在谋划红军战略转移重大决策、具体战役指挥的同时，又不适时机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此坚定全军的信念。肖锋回忆：“他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的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即便如此，他还“利用行军、休息和防空的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每到宿营地，他“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他就是这样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基层、做到战士中去，把关心指战员们的生活、思想与自己的率先垂范相结合，坚定广大指战员对党的信赖、对争取胜利的信心。

对周恩来率先垂范的坚定信念，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假借被俘军医之口，对此亦有具体的记述，他讲，我等由水子田出发，经一高山，几无路，亦无石阶，山上泥水极深。待到深夜至山顶时，又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伫立于泥沟中，等到天亮后才下山来。“赤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为国共合作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顶泥沟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见其虽仍神清气爽，但也满身污泥矣。”这对广大指专员无疑是最好的信念教育，其效果亦有相关的表述。他讲经水子田小道虽然很艰难，“但赤军兵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究其因，“因此时赤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赤军徐向前部会合”。即在于“人人自信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经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⑥]即不仅坚信能够实现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而且自信能够实现共同抗日、争取民族独立主张，其影响极为深远。由此可见，周恩来为培育遵义会议坚定信念精神的付出及成效。

二、实事求是精神的培育者

实事求是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周恩来对这一精神的培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体现在红军转战略转移方向调整的决策上。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原定计划是准备到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但是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不仅折损过半，而且行动的意图已经被敌人掌握，且在通往湘鄂西进发的路上部署重兵，试图围歼红军主力。这是摆在红军面前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若固守原计划不变，极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对此，毛泽东主张放弃原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经过思考，认为毛泽东的建议是实事求是的。于是周恩来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于1934年12月12日临时召开的通道会议，让他详细的阐释改向的意见及其依据。尽管三人团中负责军事的李德仍坚持原计划不变，但因为周恩来的努力，最终会议还是决定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改向贵州前进。在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上，经中央政治局的集体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即放弃原定计划，改到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同时决定向遵义会议进发，这才有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及遵义会议精神。

对于上述这一重大决策的过程，周恩来后来讲：“从老三届到黎平，在黎平争议尤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渡乌江北上。”[⑦]这是事关红军的前途命运的决策，是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精神的最初展现。

第二，体现在遵义会议上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上。遵义会议的主旨是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但是，作为中央负责人的博古，在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仍然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反“围剿”的种种客观原因，没有承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严重错误。显然，这个报告与遵义会议的初衷是相背的。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周恩来勇于实事求是。他在所做的副报告中，不仅坦诚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严肃的批评了博古和李德，而且主动为此承担责任，诚恳的做了自我批评。周恩来所作的这一报告，紧扣会议主题，直击问题要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与会者实事求是的参与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形成共识，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三，体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上。1935年6月25日，中央红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会师后的红军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事关红军今后前途命运的又一个现实问题。会师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问题。会上首先由周恩来作了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简要回顾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之后，重点阐释确定会师后红军北上到川陕甘去的新的战略方针的原则及理由。他讲（一）川陕甘地域便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域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反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于红军扩大；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有20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域粮食、牛羊缺乏；川陕甘物产较丰富。接着又具体分析向南、向东、向北，均不可能，结论是只有向北。因此，会上“包括张国涛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决定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⑧]随后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这一决定。

第四，体现在红军到了陕北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上。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面对当时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抗日救亡运动高涨这一现实，中共中央必须制定新的战略策略方针。同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周恩来就任新成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在具体推进西北地区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等抗日力量大联合的实际工作中，面临着是继续反蒋抗日还是改为逼蒋抗日的策略抉择问题。在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问题时，周恩来分析了当时抗日救亡的形势，依据自己在实际工作所了解的国民党的基本态度，认为抗日必须反蒋这个口号不再合适，主张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以此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日战争。毛泽东在报告中肯定了周恩来的意见，并得到会议一致同意。随后中共中央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正式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扎实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实现。因为这个策略的转变，才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实现。上述史实足以证明周恩来是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精神的培育者。

三、独立自主精神的培育者

独立自主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上，勇于摆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瞎指挥，独立自主的抉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关系上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其间，中国共产党曾得到共产国际诸多有益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在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上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干预与控制。就干预与控制而言，主要集中党的路线、方针与党的领导机关、领袖的抉择上。遵义会议之前因为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解决自己问题的条件。

周恩来对独立自主精神培育所作的贡献，也体现在上述两个重大问题上。关于党的路线方针的抉择上，在“实事求是精神的培育者”这一节已经有了大致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着重阐述周恩来在独立自主的确立毛泽东领导的地位上的贡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⑨]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全党努力的结果；而周恩来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第一，在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即着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水有源树有根，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在遵义会议上促使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是有深厚的思想基础的。这最早的可以追溯历史上的“九月来信”。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实际上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其间，因为红四军领导层出现分歧，导致红四军七大上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了。周恩来作为处置这一突发事件的负责人，与应召前来上海汇报的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之后周恩来让陈毅依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自己及李立三的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此信经周恩来审定后，让陈毅带回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⑩]因有“九月来信”，才有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翌年2月1日，周恩来在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的指示中不仅表示“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而且认为“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11]这对之后毛泽东在红军和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之影响是不可言喻的。遗憾的是在论证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这一问题时，这一点恰恰往往被忽略了。

其次是1931年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后，力主让毛泽东主持军事工作。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特别是集中批评了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而由周恩来负责领导战争的总责。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的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是过分的。他坚持认为“毛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于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 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12]尽管会议最终没有接受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被迫到后方去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认识是正确的。即便之后后方同志致电临时中央批评周恩来没有明确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且为其辩护。临时中央电复苏区中央局，肯定“恩来同志在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13]这表明周恩来的态度对全党认识毛泽东进而确立其在红军和党的地位是有帮助的。

第二，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主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会议成功召开。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表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标识，是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精神的基本内涵。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所做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认同，其作用有的认为是“决定性”的，也有的认为是“关键性”的。

首先，周来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对遵义会议开成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遵义会议由原定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扩大到红军总部与军团负责人，这对于开好这次会议是非常关键的。客观上被扩大的对象对遵义会议讨论的主题都有自己的意见要表达，吸纳他们参加亦有助于在军事指挥这一重大问题的总结形成共识。毛泽东提出扩大这一建议之初，并没有被中央负责人博古采纳，周恩来做了工作说服了博古，才有开成扩大会议这历史。这为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关、推举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创造了重要条件。

其次，周恩来主持会议时倾向鲜明，公开支持了毛泽东。中央负责人博古在作总结报告时，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在作报告时被张闻天突然打断，对于这一非常规的做法，周恩来默认了。而当毛泽东发言批评李德时，李德急于要反驳，却遭到周恩来的制止。这一倾向对会议最终形成的共识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周恩来在所作的副报告中的意见及其立场，直接影响了会议形成的决定。周恩来在报告中不仅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亦公开批评了博古、李德；而且主张改变错误的领导，请求解除自己担任的领导职务，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关、推举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第三，在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将毛泽东逐步由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变为总负责者。一是在1935年3月1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时，毛泽东不赞成打的意见遭到否决。对此，周恩来认真倾听并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重新耐心的说服了政治局成员放弃攻打的决定。这既避免了红军可能受到的损失，也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

二是鉴于上述决策的经验教训，根据毛泽东提议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与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个新三人团的团长是周恩来，但他主动把毛泽东推向前台，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

三是针对个别人对毛泽东四渡赤水的决策不理解，甚至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仅对这意见予以否决，而且赞扬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

四是到了陕北之后，针对常委内部的分工是由毛泽东负责军事还是周恩来负责军事的两种不同方案，周恩来强调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明确，不必更换，坚持让毛泽东继续负责军事工作。1935年11月3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新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1936年同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发出通电，转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任命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党领导军事工作的核心，为之后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述史实表明，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精神名副其实的培育者。

四、民主团结精神的培育者

民主团结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重大危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民主团结的楷模，他对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精神的培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遵义会议之前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本着民主团结的精神积极吸纳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及时确立湘江战役之后红军战略方针的调整。长征开始后的毛泽东对红军失利的原因与今后转移方向上有了深入的思考。如前所述，周恩来不仅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而且临时召开通道会议让毛泽东陈述其主张，并就此展开民主讨论。与会者多数赞同毛泽东改变红军原定的转移计划，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于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黎平正式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民主讨论，经过激烈的争论，决定放弃到湘西的计划，改向贵州西北前进。

第二，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率先垂范，营造了党内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如前所述，周恩来不仅勇于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而且勇于开展严肃的批评，引导与会者畅所欲言，努力弄清是非及责任，有助于实现总结问题、形成共识的初衷。为避免重复，不再展开。

第三，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为落实遵义会议精神主动工作，成功实现中央负责人的交替。1935年2月初在川、滇、黔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对于这一决定之前博古并无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周恩来在会前主动与博古作了彻夜长谈。周恩来首先希望博古正确的认识遵义会议对他的批评，劝他“以大局为重，虚心才能团结人，特别是对行伍出身的同志更要尊重”。其次希望博古正确的面对现实，“军队已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不会带兵打仗的人来继续指挥他们了”，并联系自我坦陈：“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并不适合做领袖或主帅”，所以建议他趁机主动辞职。再次希望博古正确的看待毛泽东。他介绍自己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军事才能的认识、推崇过程，“深信以老毛的才能，一定能够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希望博古以大局为重，抛弃前嫌，与他一起共同支持毛泽东。[14]周恩来这一推心置腹的长谈促使博古解开思想疙瘩，立即与张闻天做好工作交接，顺利实现中央负责人的交替。

第四，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周恩来努力维护红军的团结。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作为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自恃拥有比红一方面军多得多的红军，提出“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在1935年7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委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15]之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三个方面军的会合是大的胜利，要公开宣传团结的重要性”。[16]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召开大会，看望红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发表讲演、谈话，对四方面军北上表示热烈欢迎；肯定红四方面军是中共领导下的英勇善战的部队；宣传团结就是力量，要把若干的小山头变成一个大山头，团结一致”。[17]他不仅肯定、慰问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而且叮嘱派往红四方面军工作的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红一、四方面军各有特点，作风大不一样，一定要尊重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搞好团结。”[18]正因为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及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12月1日，他和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以及红一、二、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致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坚信“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决领导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19]这封信突显了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精神的成效，由此我们也感悟到周恩来为培育民主团结精神所呈现的智慧与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