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余

摘要：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铭刻着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历史，浸润着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心血。以大历史观为指导解读周恩来与红岩精神，能够拓宽历史界限。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出发，溯源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解读周恩来与红岩精神内含的文化根基与文化基因：大同理想、道德践屡、仁爱道义与爱国情怀。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出发，立足历史时刻，揭示周恩来与红岩精神的时代内含：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广泛团结统一战线、坚决做到拒腐防败和善处逆境宁难不苟。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出发，横向审视周恩来与红岩精神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意义：转变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空间；摆脱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危机；彰显世界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

关键词：周恩来；红岩精神；大历史观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培育和凝铸了极具鲜明特征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和精神道统，在重庆独特的地域文化浸润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众多红岩英烈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培育、凝铸而成，被打上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烙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精神上的“钙”。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是创造、培育红岩精神的核心人物。研究分析周恩来与红岩精神的内在联系、生成脉络、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能够深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文化精神的认识，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

当前，学界对周恩来与红岩精神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红岩精神的内涵进行分析，指出红岩精神包含本质精神与特色精神[1]；二是新时代深化对红岩精神的认识[2]；三是分析红岩精神生成的几重逻辑[3]；四是构建传承红岩精神的现实路径[4]；五是从特定历史时期剖析周恩来与红岩精神的内生关系[5]；六是探析红岩精神在思政课教学中的价值及运用[6]，等等。综观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学界对周恩来与红岩精神的研究较为全面，成果丰硕，但其研究视角多限于特定历史视野，未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历史视野之中，即缺少大历史观的研究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场合多次论及大历史观，他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7]可见，大历史观要求拥有纵深和广阔的研究视野，强调从纵深的历史出发、从广阔的空间背景出发、从时代潮流与全球视野出发去评价历史事件、剖析历史人物和研究某阶段的历史进程，进而能够深刻洞察历史发展规律、敏锐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

因此，文章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将研究对象置于纵深历史长河与广阔空间背景中来审视，综合时代潮流变化、全球风云特征来诠释，以洞察周恩来与红岩精神的内在联系、生成脉络、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二、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看周恩来与红岩精神

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中走来，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奋斗不息。在百余年的艰苦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沃土，党的光辉历史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8]，这给我们带来了用大历史观解读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时代精神的广阔视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没有断流、消逝的文明古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民族发展史，其文化根基深厚、历史悠久、底韵悠长。从大历史观看周恩来与红岩精神，首先需要将之置于五千余年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审视其在历史上与中国自古以来历史的接续和绵延，在文化上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和赓续弘扬，在文明上与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

（一）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之源——大同理想

对“大同世界”的不懈追求，是中国古代人民关于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是中华文化关于理想社会的全景勾勒。早在《硕鼠》的描述中，古人对乐土、乐国、乐郊的美好设想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乌托邦”的朴素描述。它铭刻着中国古代人民对平等、解放、合理、自由的热切追求。中国传统文化把代表着“平等、解放、合理、自由”的“大同”理想融为文化基因，在每个中华儿女的精神和血脉中传衍奔涌。

“大同理想”的核心精神与儒家倡导的“人人为公”思想一脉相承，是儒家“仁”的最高价值体现。“大同”最早在《礼记·礼运》篇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表达了世人不论亲疏、血缘，无关私利，亲如一家的美好社会图景。孔子思想中的“老安少怀”，墨家的“共同劳动，任人唯贤”的“大同”理想，老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都是对美好的大同理想的体现。周恩来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洗礼中成长，对“大同”社会有着天然的向往。“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9]为探寻民族解放的出路，为追求心中的“大同世界”，周恩来反复对比各种流行思潮，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有着共同“大同”追求的马克思主义，进而确立了自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担任书记期间，周恩来面对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大党“的政策果断拒绝，誓死捍卫自己的理想信念。正是以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志士和红岩先烈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才使得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政局黑暗的抗战时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二）伟大人格的东方风范之核——道德践履

中国传统文化将道德践履作为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指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0]，强调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孔子要求弟子要内修、内治，曾子要求世人要做到“一日三醒吾身”，孟子则十分注重对人自身“良知”的审度。这些都是古代圣贤们对道德践履的要求。在道德践屡精神的感召下，周恩来从小就有“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的思想[11]，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有甘做“天下之公仆”的奉献精神，有“为人民服务而死”的无畏决心，有“精忠报国”的道德信念。周恩来始终以儒家“君子”的人格划定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在“国统区”开展革命工作时期，周恩来始终用古代先贤的至理名言督促警醒自己，以“吾人一日三省自身”的要求严把工作和思想准绳，时常开展自我批评，不断改造和提升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洗礼中，周恩来在重庆开展革命斗争工作期间，把儒家提倡的“君子”人格升华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格风范。

（三）崇高敬仰的精神境界之魂——仁爱道义

“心怀仁爱，舍身取义”的文化基因，在几千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和引导着中华儿女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方式。“仁爱”由孔子首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12]，讲述仁人志士们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仁义，只会牺牲性命来成全仁义。这就是“心怀仁爱、舍生取义”的文化起点。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13]，表达了心存仁爱去爱他人，也会受到他人关爱的仁爱观念。而孟子提到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4]，是在生存与大义发生冲突时，可以为了大义舍弃生命，将大义放在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地位。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15]的理论，提出仁义之士泛爱众生，有正义的人则遵循道理的命题。至此，儒家倡导的“仁”、“义”体系架构完成，凝结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流淌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之中。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为追求大义可英勇献身，大无畏的精神震慑世人。明朝爱国诗人夏完淳以“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别云间》）的必死决心，守卫家国故土。周恩来继承和发扬了仁爱精神，心怀民族大义，真正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政治局面异常险恶时期，周恩来依旧坚持在重庆进行斗争，贯彻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16]，为取得革命胜利不息奉献一切。

（四）浩然坦荡的革命正气之魄——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是个体生命对家国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崇奉。中华民族形成的“爱国情怀”文化，肇始于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7]，阐明个体是家庭根本，家庭是国家根本的整体理念，构成家国一体的内涵要义。屈原在《离骚》中感念家国命运，发出“长叹息，以掩泪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叹。曹植在《白马篇》中写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把为国家和正义献身看得像回归家乡一样，融个人和国家于一体。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写到：“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随时做好准备为国家的需要奉献一切。林则徐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唤醒中华民族的爱国救国意识。托生于中华民族的中国共产党厚植爱国情怀，饱含爱国热忱。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式融入群众，以“谦诚相待，互敬互谅”的原则广泛团结抗日救国的爱国力量，凝聚起红岩精神的爱国内核。在解放战争时期，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众多革命志士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狱中斗争。其面对严刑拷打的不卑不亢，誓死捍卫共产党秘密的壮烈之举，锻造了红岩精神的“政治灵魂”。

三、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看周恩来与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背景之下形成和培育的。评价周恩来与红岩精神，要将其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长河来考察，以便从多维度解读周恩来与红岩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红岩精神的坚实基础：高举共产主义旗帜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一是有别于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处于绝对劣势的国民党统战区或沦陷区；二是一直受到国民党在思想体系、政治体系和社会生活方式上的排斥与打压。面对蒋介石的“溶共”手段，“一个大党”的组织意图，三次“反共”高潮，长期颠覆共产主义的反共宣传，对红岩严密地监视，使南方局一直处在险恶的境地。不仅如此，当时的南方局，还处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著称于世的重庆，在此工作就是进了“虎穴”和“染缸”。这就决定了红岩人必须要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思想品质，无私无畏的奉献与牺牲精神。因此，在南方局的工作中，周恩来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巩固工作，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18]政党，要人人做到“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19]，以此坚定和巩固共产主义信仰，高举高产主义旗帜。也正因如此，在南方局异常艰难的岁月，红岩人都能始终团结一致，无一人变节，创造和培育了红岩精神，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确立了牢固的理想信念。

（二）红岩精神的奋斗目标：广泛团结统一战线

南方局在抗战时期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工作内容：一是坚持国共合作，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在与国民党的一切反共、投降势力作斗争，在斗争中谋团结。二是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含各党派爱国人士，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战线联盟，形成最广泛的抗日展现基础。周恩来拥有宽广的胸怀，严格划分国民党顽固派与爱国民主派的界限，为南方局争取多数，化敌为友，不断壮大抗日力量。南方局为取得抗战统一战线的关键成效，制定了“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周恩来更是以宽广的胸怀周旋于各个党派之中。周恩来广交中间党派朋友，与他们密切配合、团结战斗、坚持战斗；在摇摆、退缩、分裂势力面前坚决反对，热心帮扶。在争取“三党三派”[20]的过程中，南方局鼓励他们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后，又积极支持建立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广泛的抗日战线联盟，为最终获得抗战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建立新中国贡献了力量。

（三）红岩精神的政治品格：坚决做到拒腐防败

在国统区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开展党的工作是异常艰辛的，共产党人要做到“拒腐防败”就需要具有“六月风荷”的政治品格和“同流不合污”的政治操守。这也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在统战工作、抗战工作、群众工作中的特点，是红岩精神的独特内核。要做到“同流而不合污”，以周恩来为中心的南方局创造了一套极具特色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详见于《同流而不合污》[21]的政论文中：一是共产党人在广交朋友时要“容纳”群众，“不以个人好恶对待朋友”；领导群众，成为群众的领袖，不忘自己政治信念和使命，不做“社会上的浮萍”。二是要“善于迁就群众”，用各种方式与群众做朋友，迁就群众的政治水平、思想习惯，发现长处，建立合作关系，共谋社会事业。三是成为群众的“良朋益友”。在思想上不模糊，多做好事。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强调的“同流”就是扎根群众，站稳立场，保持头脑清醒，把握领导权，融入社会，不被污浊侵染，保持先进性，如“六月风荷”不染纤尘。这种品格就是共产党的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周恩来的率先垂范之下，南方局人无论是身处红岩还是退居乡野，无论公开战斗还是隐匿搏击，都能经受住任何考验。这是红岩精神的独特风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铮铮风骨。

（四）红岩精神的战斗气节：善处逆境宁难不苟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在国统区这个艰难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开展抗日战争工作和解放战争工作是异常危险的。南方局不仅会时常受到国民党的严厉压制，而且随时处在被出卖、被抓捕的危险边缘，严重时会付出生命的惨痛代价。周恩来怀抱民族解放的昂扬斗志，善处逆境，总是不顾一己安危，公开阐明自己共产党的鲜明立场，无情揭露国民党各种罪恶行径。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面前，周恩来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勇担责任，全力保护同志。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22]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23]，塑造了善处逆境的风骨，形成了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笑对屠刀、勇于战斗的红岩精神。正是这样的红岩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上下求索、英勇斗争，最终挽救了中华民族，建立了新中国。

四、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周恩来与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背景下形成的，将其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有利于彰显红岩精神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现实、未来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

（一）艰苦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转变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空间

世界社会主义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在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周恩来与红岩精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一切行动与理念理应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进行考量。习近平总书记善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待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新中国的建立“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24]。这启示我们要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入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之中，拥有大历史观视野，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信息化智能化不断更迭的世界中，拓宽国际视野。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之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黑暗中挽中华民族于危亡，实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成功开启社会主义的实践。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红岩精神，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凝聚生成的，代表了世界人民对一切压迫、剥削的坚决斗志，代表了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暴政的斗争精神，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求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志士和无数红岩烈士的努力下，中国使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空间由西方转拓到东方。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首先在苏联、东欧等国家取得了胜利。中国成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设想的超越。在马丁·雅克看来：“中国改革取得了成功，这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可以从贫穷和落后走向经济现代化和充满生机活力，也意味着世界不一定为西方所主宰”[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重大贡献。红岩精神是驱动这场伟大革命胜利的精神动力，是助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是助力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摆脱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危机

新中国从深重的民族灾难中走来，打破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顺利驶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快车道。近代寻求救国救民的各种“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在于未能深刻把握旧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准确方位，未能找到中华民族主体失落的本质。在形形色色思潮涌动的近代中国，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才能寻得救国良方，指明革命方向，赢得光明未来。

周恩来在苦苦探索救国之策时，反复对比各种思潮，反复甄别各种主义，最后选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最接近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暗流涌动的国统区，周恩来与红岩人时刻面对着蒋介石“溶共限共”、“一个大党”的危险局面，随时都要与“改旗易帜”的内外环境做斗争。从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最终实践结果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族振兴。红岩精神内含的“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坚守。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世界社会主义在遭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大挫折后，重新稳住阵脚、摆脱危机，走上新路。

（三）赓续传承红岩精神，彰显世界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

当前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依然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是目前时代的一大特征。面对世界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尽显。反观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显得“力所不及”，触发经济危机，放大民怨情绪，陷入社会混乱之中。东西方国家在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中交出的答卷，充分展现了各国制度的优劣。坚定理想信念、善处逆境，世代赓续传承红岩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在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时代行稳致远。面对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一次成功，昭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充分彰显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

五、结语

几十年前，在重庆“这块英雄土地”上，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志士和众多红岩烈士，在“国统区”政局诡谲、危机四伏的岁月里创造和培育了“红岩精神”。它代表和传承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精彩内容。基于大历史观解读周恩来与红岩精神，应将其置于纵深的历史长河中，置于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还应在整体上对其系统阐释，以此揭示其精神内核，凝聚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动、奋勇向前。”[26]因此，我们要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深刻解读周恩来与红岩精神，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不断焕发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不断觉醒共产党人的精神意志，不断规训共产党人的言行举止，永葆共产党人本色，以此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民力量，直面全球挑战，迎接时代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