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思想学术界充斥着机械仿效西方文化的偏向，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吕振羽批评其为“文化贩运主义”，即指五四后中国理论界对西方思想的照抄照搬和对资产阶级学派的盲目模仿。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囫囵吞枣不接地气的学术问题，在引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初期及其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也同样存在。贺麟批评指出，“九一八”前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全面而正确认识到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每个民族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传统文化渊源，在唯物史观的建设等领域“忽略了民族性和民族精神” [1]。不可否认的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期，一定的模仿甚至是照抄照搬是允许的，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是引进、学习外来文化的必经阶段。但关键的是，文化引进来了之后，如何处理其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个亟需探究的问题。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思想学术界在探究中国将往何处去的过程中，对迫在眉睫的诸多问题产生争鸣，企图从本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寻找答案，兴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时代背景及现实诉求
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局势产生变化，革命渐入低谷。为了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努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弄清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将向何处去。为此，思想界、学术界、理论界都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大讨论。据侯外庐概述，此次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中国将向何处去”。有基于此，只有反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才有可能对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国情的问题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回答。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争论的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社会性质论战而社会史论战。翦伯赞指出：当时有些人“以为对于中国革命的方向，有重新加以估定之必要。而对于这一革命方向之新估定，又必须依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倾向，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之正确的认识。”[2]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及现实诉求，亟需对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定调，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与走向提供参考与指引。“过去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应该做些什么。”[3]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理论界和思想界愈争愈烈，一时间引发社会强烈关注。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开展全面论战。此次大规模的论战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广、焦点问题之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
这些论战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展开的，不仅具有思想论战的意义，而且有学术之争的内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就史学而言，这两次论战因为关涉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及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加社会史论战的既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新生命派，还有托派。侯外庐在《30年代社会史论战对我的影响》一文中说：“参加这场论战的人也是多而杂的。当时苏联、日本的学术界都对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中国理论界产生过影响。”“这场论战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又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革命与反革命营垒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总的说来，它反映了当时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复杂斗争形势。”[4]论战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能指导中国的实践及其实现方式，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定性，确定中国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那么就要反观中国的历史，所以前期论争的议题是中国有没有奴隶制等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学者逐渐占据上风，郭沫若凭藉自己多年对西周时代的研究及多方论证，第一个肯定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挖材料，理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初步系统。另外，吕振羽也积极参加论战，他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论证了中国存在原始社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在这个时候，侯外庐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出版发行，书中所言的古代社会是指奴隶制社会，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发轫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联系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在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提出一系列值得深思的观点与看法。之后，侯外庐便成了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思想史领域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独特的研究思路与治史方法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判然有别。
二、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侯外庐学术思想的影响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范围很广，几乎涉及到中国所经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个阶段的方方面面，但主要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及特征”三个问题展开争论。虽然侯外庐未直接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但论战对侯外庐的史学研究影响较深，尤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探讨，散见于其撰写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书中，之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论著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提及。此外，作为引发社会史论战的导火索并在社会史论战背景下成为学术界辩难对象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对侯外庐的学术研究给予深刻启迪。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自己的看法。马克思在研究生产方式时曾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对于这段论述，当时的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郭沫若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一文中，认为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杜畏之、王宜昌、何干之等人理解的那样，而是指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他指出：“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纪经济上的行邦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6]吕振羽认为马克思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亚细亚国家之封建主义的一点特色”，后来吕振羽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初期国家的奴隶制”。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对应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存在分歧，但都认为在历史发展的阶段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历史形态。
作为一个谨慎的旁观者，侯外庐以翻译《资本论》为契机，默默地做着理论准备。他认为要想客观辨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科学解读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首先得搞清楚的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侯外庐总结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经验教训，指出通过这次论战暴露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很多问题，但“问题的本质在于没有找到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路径。”[7]侯外庐把寻找这条“科学路径”的工作，一直贯穿于他治史历程尤其是社会史研究道路的始终，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现状以及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他把马克思这一理论“延长”到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路径的研究。
（二）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社会问题，是中国社会史问题讨论的一个焦点。这个问题争论的实质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的观点是否具有普遍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承认中国存在着奴隶社会的事实，基本弄清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阶段，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具有重大影响，证实了中国有奴隶制社会的存在，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认为商代是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当然，郭沫若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有过不同的观点。他起初认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是在公元前770年左右，也就是在西周与东周之交。后来，郭沫若认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是在秦汉之际，也就是在公元前206年。再后来，郭沫若认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475年。郭沫若的研究工作，虽然也有些缺点，但“打破了一二千年来官学对中国古代史的‘湮没’、‘改造’和‘曲解’，确是一桩破天荒的工作” [8]。吕振羽也认为中国存在着奴隶社会，他说：“奴隶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的阶段；若没有这一特定阶段的存在，则后来的文明时代便不能想象。”[9]但吕振羽不认为商代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认为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主张西周封建说。吕振羽在《殷代奴隶制度研究》文章中，以政治、农工商以及社会生活等史料来作立论的根据，对殷代社会展开全面的研究，指出殷代奴隶的生活状况以及阶级地位。在奴隶的使用范围上，他结合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政治、文化状况，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后指出，“不仅在普遍的生产领域和杂役中使用，而且用以参加战争和公务”。翦伯赞赞同殷代奴隶制的观点和西周封建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在中国奴隶社会的起始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都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虽然其社会发展水平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形式略有不同，但都肯定中国历史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都经历过奴隶制的阶段。侯外庐受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很大，认为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很有价值，尤其是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第一次提出并且论证了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奴隶制社会，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
（三）关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了那种认为秦汉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的说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承认封建社会在中国存在的事实，并就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特征进行分析。何兆武在《释“国民”和“国民阶级”——兼忆侯外庐先生》一文中说：“作为他的助手，我曾多次协助他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反复推敲，以求明确各词的原文原意之所在。”[10]比如，对于“封建”一词的概念解析，侯外庐认为：“封建”误译导致“语乱天下”。他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指出古代中国的“封建”是指古代城市国家，西欧的feudalism则是立足自然经济、以农村为出发点的所有制形式，故以“封建”译feudalism，二者相混，是“语乱天下” [11]。在论战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在中国封建社会起始年代的问题上有着分歧，但都肯定奴隶社会之后到鸦片战争这一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推动了唯物史观方法论在中国的运用与传播，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域的挖掘。
如果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影响是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那么，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在史学领域则主要是推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进步和繁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形成，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投入史学研究之中，出现了一批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史学成果颇丰，代表性论著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专著，此外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及《殷周时期的中国社会》在当时也产生较大影响。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扩大到原始社会史、商周史、经济史、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领域，迎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侯外庐学术研究的启发
在现实诉求下，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与社会史的大论战空前激活了中国学术界。许多学者之间的观点与想法在论战中交汇，思想在碰撞得以升华，郭沫若的新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给侯外庐深刻的影响。促使其将研究与翻译《资本论》的心得运用于对中国古代史的探索，使侯外庐“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研究和翻译中国历史各经济发展阶段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关系”。 [12]黄宣民说：“《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推动侯外庐从法学走向经济学，又推动他深入史学，但是，直接促使他从经济学转向史学的还有另一部名著，那就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3]郭沫若的诸多观点和论点对侯外庐的史学研究深有启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有专门针对胡适、梁启超等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书中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14]那段时间，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都打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著书立说，企图混淆视听，诸如李季等人运用所谓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写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等书。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启发侯外庐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因素。
郭沫若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对侯外庐的影响非常深刻，不但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逻辑架构等方面给予侯外庐以启示，而且他在古文献、古文字和考古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地上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的创新理念，以及对古史研究中疑难问题的大胆论断，也都开阔了侯外庐的眼界。“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同志曾经是指引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那么，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我已经把郭沫若同志看作是指引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15]侯外庐在《不同凡响的襟怀器度——作为学者的郭沫若》一文中说：“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这场论战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他们在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史学的同时，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史学。”[16]由此掀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论战的余波对现当代的史学研究仍有重要的影响。
总之，针对社会史论战中争论最激烈的几个问题，侯外庐都做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解答。这些问题包括：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以及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二是何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三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最终则需要在这些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从历史回到现实，解决近代中国是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侯外庐经过研究，对以上问题做出了如下回答：首先，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典的古代”同属于一个社会阶段，都是奴隶制社会，但走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于秦汉之际，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最终经过汉武帝的法典化，封建社会才最终确立，判断封建社会确立的标准是法典化；再次，明末清初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等。最后，侯外庐则论证了中国当时处在半殖半封社会的现状，以及需要展开新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并经过独立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上曲折发展，为中国将往何处去指明了道路，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向纵深拓展以及中国史学理论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战与角逐中，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不断壮大，随着对马列原著的解读不断深化，史学论著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侯外庐以其两部论著——《社会史导论》和《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铺下了不可缺少的坚实路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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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776.
[1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0:374.
[12]侯外庐.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回忆录之七[J].中国哲学,1983(9).
[13]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18.
[1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16]房向东.评说郭沫若[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