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付

周恩来是高德伟人，具有高尚的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风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①]这是对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高度评价。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蕴涵了我们党“我是谁”的公仆意识、“依靠谁”的工作方法、“为了谁”的价值理念。

一、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之本源

周恩来不负人民崇高精神之形成，是他对长期学习、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感悟。他吸纳了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精髓，深受中华传统民本文化的滋养、淮安乡土文化的养育、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并吸收了资产阶级近代民主文化，其中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是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之魂，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文化是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之基。实践理性的感悟、科学理论的锻造和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文化的吸收，展现出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之民族性与世界性、科学性与人民性、思想性和实践性的辩证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本理论之吸纳。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无产阶级政党致力于世界人民的解放理论亦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呈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目的在于解放全人类。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道主义哲学，波兰哲学家沙夫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③]，“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理解的思想观点和核心，是认为‘人是最高价值’，‘人是目的’，或‘一切为了人’”[④]。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体现出深刻的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

人民性是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1842年4月，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时，首次提出报刊人民性的概念。他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⑤]。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品格，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毛泽东民本思想之吸收。周恩来是毛泽东思想这一集体智慧结晶的贡献者之一，而就其本身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吸收了毛泽东民本思想。“为人民服务”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思想异常丰富，倘若以最简洁的语言表述其核心和灵魂，那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理解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就很难读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超越世俗、压倒一切的伟大之处。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⑥]。可以看出，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共产党人坚持立党为公。周恩来吸收了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他与毛泽东一样都坚持为人服务的价值理念，并把这种理念落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事业中，一心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所以周恩来说：“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⑦] ，“活着要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⑧] 。

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是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周恩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经过“推求比较”后，他便坚定“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此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精髓的吸收和升华，为其不负人民崇高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把这种崇高精神外化于自己忠实的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之中。就如周恩来自己所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对我们共产党人的时代要求。

（二）学习革命建设实践理性之提升。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源于他学习、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性提升，当然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也促进他的学识增长和革命实践的丰富多彩。

学习经历之感悟。周恩来曾说：“我小时在私塾念书。我从八岁到十岁开始读小说。”[⑩]在小学里，他了解了中国人民是受压迫的，过着贫困的生活。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主动观察日本社会，接触、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日本人民的生活状况。旅欧期间，他积极考察欧洲人民生活，加深了对欧洲人民现实状况的认识。为了组织革命力量和宣传先进的革命理论，周恩来旅欧期间创办了《少年》（1924年2月改为《赤光》）杂志，他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揭示了劳动人民困苦，强调了解放劳动人民的重要性。

革命建设实践之理性提升。1924年秋，周恩来从欧洲回国，真正开启了他不负人民的革命生涯。他一直处于党和军队重要领导的位置，指挥人民革命战争，为中国解放事业不懈斗争。解放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革命建设实践对他的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三）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文化之吸收。周恩来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扬弃了中国民本文化，丰富自己的民本思想，涵养了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

民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尚书·五子之歌》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里首次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如“安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顺从民意”。《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指出：“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柳宗元在“民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唐太宗深常常以“君舟民水”的“载覆论”来告诫自己。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反复引用并阐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朱元璋认为治国“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得天下者得民心也”。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也指出：臣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些思想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文化的重要体现。

周恩来对中华传统的民本文化实现了“扬弃”，他认为凡是有利于人民的，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文化上，我们都要继承和发扬。他将中华传统民本文化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使传统民本文化的优秀部分再次绽放出时代的光辉，这为他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文化之基。

二、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之表现

周恩来坚持人民至上思维，认为人民是社会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成果的享有者，要坚持永远不与人民群众隔离，向人民学习，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并帮助他们。作为人民公仆，应该鞠躬尽瘁、勤政为民，严于律己、廉政为民，为民善政、服务人民，努力奋斗、幸福人民。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最基本的实践表现，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不负人民崇高精神的价值基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不负人民崇高精神的最终价值目标。

（一）人民至上 国家之主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周恩来，即对人民至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讲在幼年喜欢听故事，其中听过一个义仆“执事勤”“朴诚”“廉”的故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射阳忆旧》一文中说到：“某仆安在？吾将公之天下，使四四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尔。惜乎！其早数十年已死也，固特书之，以风天下之公仆”。[11]在《论名誉》一文中又讲：“人立之于世，即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效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人类所不可免”。[12]他在《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的习作中写道：“课外事务，则如蝟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为以好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13]可见，周恩来如此之早对人民地位理解之深，难能可贵啊。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周恩来对人民至上和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历史上一些开明的君主及进步的思想家，虽然也曾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民意不可违、民力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但他们却不能承认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社会地位。

1939年3月，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使大江南北广大群众知道我们是为民众谋利益，为民族谋解放的”[14]。他总结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的经验时说：“有了农民，我们就能进能退；没有农民，进是少数孤军前进，退则没有地方可退。”[15]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号召广大青年团员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他说：“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决死支持，绝对不可能设想这样巨大这样迅速这样彻底的胜利。”[16]同理，“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文化建设也要靠六亿五千万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17]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1954年2月举行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18]总之，没有人民便没有我们的一切。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19]那么，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人是为谁服务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即对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人民政府与旧的统治政权的本质区别。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的封建皇帝呆的地方，这个黄圈圈里都是穿黄马褂的人，是个与民隔绝又统治百姓的禁城。现在解放了，我们在中南海工作，就要打破往日的‘黄圈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当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20]此后，他反复强调我们的政权是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国家之主人。

（二）鞠躬尽瘁 勤政为民。不负人民要求为人民勤政。早在1914年周恩来春写的《一生之计在于勤论》中即精辟地指出：“非勤无以致其功，非勤无以毕其事。”[21]他认为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一种理念，更重要的是勤奋的践行。他坚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相结合，在务虚与务实、目标与步骤、进取与稳妥的统一中勤奋工作，为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

勤业，即苦干。1943年4月，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讲话提纲中指出，领导威信“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22]。勤业，首先要勤学习。他认为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要成就这一伟大的事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明白的道理还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才能够进步。其次要勤调研。公仆从政重要的任务是决策，而决策正确与否，关键在于是否实事求是，准确地把握实际。掌握实际的重要环节就是调查研究。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地接触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23]只有勤调研，才能及时掌握不断变化的新实际，辅之于勤思考，科学论证，才能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决策。再次，要勤实践。他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曾经讲过：“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24]当然，社会主义事业更要靠实践、靠干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死的知识和活的知识、理性的知识和感性的知识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实践中加以验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总结提高，进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慎业，即不蛮干。周恩来强调慎业，首先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其次是因为“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是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因此，从政的人民公仆，为对人民负责，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行事”，“应该有临时而惧的精神”。[25]总之，慎业就是对事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任何一项决策，稍有不慎就可能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伤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影响社会发展的速度，影响社会的稳定。

创新，即敢干。周恩来主张慎业，并不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更不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而是要积极进取，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创造新的业绩。首先要有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他说共产党人就是“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26]其次要有创新意识。他在青年时代即提出“三新”观，即“想要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27]之后，他反复强调要有所创造，有所发展。他在从政的实践中，既讲实事求是，又主张解放思想；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谨慎从政，又大胆创新，不断开拓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三）严于律己 廉政为民。不负人民要求廉政。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权力越大，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就越大。因此，作为人民公仆，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谋私的权利。

人民公仆只有廉洁从政，才能推动事业的发展、赢得人民的信任。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总结新中国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时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和蔼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28]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又一次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因此它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在原则上根本相反。”“假公济私、贪污诈骗、任用私人、打骂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是完全不允许的，并且这些现象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国家工作人员中也绝迹了。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的、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的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29]

公仆背离了廉洁从政的这条准则，就可能蜕化、脱离群众。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列举了官僚主义违背从政廉洁的表现，诸如“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等等。事实表明，“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30]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最终将会被人民群众抛弃。

公仆廉洁从政，就是要自觉过好“五关”。1963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专门谈了领导干部过“五关”的问题，就是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第一，过思想关，即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上时代，时时前进。第二，过政治关，即解决立场问题。第三，过社会关，即对社会消极影响要有足够的警惕，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它。第四，过亲属关，即把亲属交给社会去锻炼、改造、管理。第五，过生活关，即在物质生活上要知足常乐，在精神生活上要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的重要体现。

（四）为民善政 服务人民。不负人民要求“为民善政”。善政就是善于为人民群众工作，把工作做得好。周恩来认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并且“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是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因此，从政的人民公仆，要为对人民负责，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行事”，“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因为任何一项决策，稍有不慎就可能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伤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影响社会发展的速度，影响社会的稳定。

善政要求勤学习，善调研，积极实践。周恩来认为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要成就这一伟大的事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明白的道理还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才能够进步。周恩来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地接触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以让我们的决策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

当然，善政要勇于实践。社会主义事业是靠实践、靠干出来的。最重要的是要把死的知识和活的知识、理性的知识和感性的知识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实践中加以验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总结提高，进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五）为民奋斗 幸福人民。不负人民需要为人民不懈地奋斗。周恩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生都能自觉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将实现人民幸福作为终身奋斗的出发点。

为了人民幸福需要不懈地努力奋斗。周恩来曾说：“理想是需要的，它可以为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但是理想必须从现实的努力奋斗中才能实现。”[31]他又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得到幸福。”[32]周恩来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周恩来：“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时代要求，周恩来同志总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新的挑战，参与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使自己始终同党和人民事业一道前进。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些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誓言。”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仍能超越常人，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以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

周恩来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为人民服务实践中，致力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应该把这种梦想变为现实，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周恩来坚决反对不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行为，要求党和国家的所有工作都必须首先考虑到人民群众利益，注重提高人民幸福生活。

可以看出，周恩来不懈奋斗是为了人民利益，为了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他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他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做到了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共忧乐、共奋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33]

三、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之价值

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呈现形式，与中国精神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与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理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党和国家要尽力创造条件关心人民、服务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做了重要的铺垫。

（一）完善了个人崇高精神。周恩来可以说堪称完人，他的崇高精神内涵丰富，体现在多个方面和多个层次。在所有的崇高精神中，周恩来不负人民崇高精神应该处于核心的位置。

有专家认为“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要比为人民服务精神要深刻的多，不负人民包含了为民情怀、为民担当和为民民服务和依靠人民。那么，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对于完善周恩来个人精神风范起到了最基础的作用，或者说是他崇高精神风范的最基本呈现形式。

（二）奠基了人民中心理论。党的优良传统和执政理念既有传承，又有发展，党的优良传统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身上都有重要的体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在新时代得到了传承和弘扬，对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理论起到奠基作用。

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的集中表现，也体现在党的执政理念上，这与新时代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理论是一致的，或者说周恩来不负人民崇高精神为新时代的“以人民为中心”理论起到了奠基作用。所以，周恩来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34]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价值上在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增进人民的福祉，实践上忠实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展示出共产党人对人民的深情厚爱。

（三）丰富了中国精神内涵。“中国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涵。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与中国精神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周恩来不负人民崇高精神丰富了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如果我们观察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与中国精神的内涵与外延，可以看出两者具有高度契合性。譬如：艰苦奋斗精神、革命创新精神、爱国爱民精神、爱岗敬业精神、廉洁奉公精神等等的高度契合性。所以，不难理解周恩来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是丰富了中国精神内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