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长征精神的培育贡献与新时代启示
2022-10-01 11:07:00
 

张 磊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1]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所铸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作为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的重要成员和负责人之一,周恩来为长征精神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既有参与培育长征精神,又有率先垂范践行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不仅是周恩来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周恩来精神在这一时期的生动写照。

一、   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2018年,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不论革命力量多么弱小,白色恐怖多么残酷,对敌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局势多么复杂,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挑战多么严峻,担负的责任多么艰巨,个人的处境多么困难,他都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2]1921年,23岁的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成为一名坚定共产主义者。他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周恩来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长征这一艰苦卓绝的历史时期,周恩来深刻诠释了坚定的革命理想与信念。在长征途中,虽然历经无穷艰难险阻,但周恩来革命的信念毫不动摇,坚信革命的前途必将是胜利。在湘江战役之后,红军损失惨重,部队由八万人锐减至三万人,在此危难时刻,博古、李德因军事的失利而灰心丧气,据聂荣臻元帅回忆“过湘江后,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3]事实上,在此关乎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部队的军事指挥实际上已经由周恩来担当起来。

周恩来在长征途中,始终保持着乐观的革命精神,并以此感染身边的同志,增强他们的革命信念。“当部队向泸定桥急进时,周恩来在队伍中步行前进。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还下着倾盆大雨,路很滑,衣服早被雨水、汗水湿透,寒风一吹,冻得人直达冷颤。周恩来从容地同周围人边走边谈,谈到蒋介石希望红军像太平天国重要领袖石达开那样覆灭在大渡河边,他的这个梦想是不会实现的。”[4]周恩来总是这样,在越紧张的情况下,他表现得越沉着、冷静。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大雪纷飞,高山缺氧,“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步行爬山,边走边嘱咐:千万不要在山上休息,走不动了要一个拽着一个走。鼓励大家以顽强的毅力翻过这座白雪覆盖的高山。”[5]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周恩来也时刻不忘言传身教,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利用行军小休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6]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革命的前途始终充满必胜信心。在周恩来心中,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险阻而不断奋起,归根到底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正是这股火热的光芒,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   艰苦奋斗,不怕牺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周恩来同志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7]“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是周恩来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在长征途中也对这种精神做了深刻诠释。

在长征前,为了准备出发,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但在实际工作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在不被信任的形势下,周恩来展现出一位卓越的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勇于担当”、“任劳任怨”的优秀品质。在出发前,“周恩来曾先期赶赴雩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为大部队行军做准备。”[8]出发时,“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是他的全部家当。”[9]周恩来在长征途中,工作特别忙碌,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需要参加中央或三人团会议,处理各军团来的电报,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及行军命令,遇有紧急情况,常常彻夜不眠。据杨尚昆同志回忆:“长征途中,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因为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周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10]这不仅体现了周恩来对革命同志无微不至的照顾,更是他“勇挑重担”、“任劳任怨”精神的生动写照。

因为长时间的压力负荷,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不甚良好,在到达毛尔盖前他已经有疾病在身,抵达毛尔盖后,由于粮食缺乏,周恩来与同志们一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由于积劳成疾加上缺乏营养,他的身体终于是支持不住了。沙窝会议后,周恩来突发高烧,不能进食,最终昏迷不醒,经诊断患有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经过多日抢救治疗才终于脱离生命危险。由于紧张的形势,刚脱离危险的周恩来又立即投入到繁杂的工作中。在带病坐着担架过草地的途中,因目睹体力不支的红军战士们抬着自己艰难行进,周恩来于心不忍,多次从担架上爬下来,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途中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正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充分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才可能在历经千难万险后,终于胜利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党和红军战略转移的伟大目标。

三、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和深刻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征的胜利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而周恩来在长征途中始终贯彻这一正确路线。

在指挥作战上,周恩来在比较敌我双方的差距后,实事求是地分析己方的不足并作出合理的安排和部署。在长征途中,当在大庾县密溪地区看到红三军团绵延数里的部队,周恩来立刻电告彭德怀和杨尚昆:“减少不必要的担子,不得超过编制规定的范围。”鉴于军委第一、二纵队及各军团、师的后方机关过于庞大,使所有野战军都成了掩护队,周恩来实事求是地指出:这将导致红军行动迟缓,被动挨打;同时,与朱德、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师级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多余人员全部编入作战部队,立即检查、抛弃和销毁不必要的担子。”[11]正是这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命令,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得以轻车简行,大大增加了行军的速度与效率,为之后一次次战役的胜利奠定基础。在军事战略上,周恩来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长征的出发缘起于在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指挥下,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要想胜利完成红军的战略转移,必须先纠正错误的军事战略路线,因此,在长征途中的历次会议中,周恩来充分发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最终统一了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在党内的主导地位。

在通道会议上,周恩来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关于“避实就虚,甩掉强敌,到贵州”的正确战略方针。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情况,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在川黔边区地区;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12]在猴场会议上,周恩来与大多数与会者反对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要回头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并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这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准备。[13]在遵义会议上,做主报告的博古没有切实认识到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单纯归结到“敌人力量太强大”这样的客观因素上,而做副报告的周恩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对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共同草拟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周恩来表示完全赞同,在此基础上,遵义会议得以系统性地批判了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正如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所总结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最主要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是错误的。[14]可以说,周恩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推动党走向成熟是功不可没的。

四、   顾全大局,团结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得失,任何时候都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把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维护和巩固党的政治大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15]周恩来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认为党要运用集中指导的原则来建立权威。在长征中,周恩来也一直顾全大局,呕心沥血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在红一、红四会合后不久,周恩来就敏锐地觉察出两军作风的不同,在卓克基期间派军委三局带电台到红四方面军工作时,他嘱托到:“红一、红四方面军各有特点,作风不大一样,一定要尊重红四方面军同志,搞好团结。”[16]在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中,周恩来始终顾全大局,尽力维护中央的团结统一。在芦花会议上,为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由周恩来帮助。在沙窝会议上,针对张国焘的右倾退却逃跑行为和对红军团结的破坏活动,周恩来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17]为了照顾团结,会议同意在组织上作一些适当调整,陈昌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的司令员与政委。周恩来同志总是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相对于周恩来而言,个人的职位和荣誉并不算什么,党的团结统一才是关键。长征中,周恩来“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的精神有力地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对长征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五、   周恩来培育长征精神伟大贡献的新时代启示

首先,坚定理想信念。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周恩来一样有着坚定理想信念,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党和红军才得以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挺过来,从挫折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长征胜利给我们的启示: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与忠实实践者,努力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由于军事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指引,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照本宣科,照搬苏联那套,“以阵地对阵地,以堡垒对堡垒”,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初期,由于错误路线的指引,红军损失惨重,尤其是在湘江战役中,红军由八万人锐减至三万人。惨痛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从自己本国的实际出发,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18]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蓬勃生机,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再次,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漫漫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在革命年代的长征路上,先辈们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更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



[1]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9.

[3]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227.

[4] 魏国禄:人民的好总理(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00.

[6] 肖锋: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10-211.

[7]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70.

[9] 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453.

[10] 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476.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72.

[1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41-442.

[1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45-447.

[14]  陈云: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13-320.

[15]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89.

[17] 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474-475.

[18]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9.

编辑:李彦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