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安

202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概括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在经度上贯穿党的百年历程，在纬度上涵盖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在广度上浓缩了无数共产党人奋斗牺牲的生命旅程。周恩来在为国家人民奋斗的一生中创造了伟大业绩，这些奋斗与创造也推动形成并又充分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周恩来是1926年最早在城市尝试建立人民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1975年1月筹备召开了“文革”中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文仅从周恩来对人民政权制度的创造中揭示其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联系。

一、周恩来创造人民政权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的核心，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探索和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周恩来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大地的落地生长作出了巨大贡献。革命时期他抓住一切时机探索人民政权的组织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则为确立和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殚精竭虑。

1、大革命时期尝试在城市建立人民政权

1925年周恩来以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身份参加第二次东征，所到之地调查东江政情民情，1925年11月5日致电广东国民政府，“建议国民政府制定更新潮汕行政和统一军民财务的方针”。^[1]认为这样才能解救东江人民，根绝陈炯明卷土重来后患，巩固东征成果。11月21日国民政府很快回复建议，就是任命周恩来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2]东江包括广东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二十五县，是陈炯明盘踞之地，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是东江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一任命给了周恩来施展探索人民政权的契机。

周恩来1925年11月21日获得任命，1926年2月1日宣誓就职，3月16日因“事繁责重，不能兼顾”请辞，[3]4月23日，返抵汕头办理移交工作。[4]从时间轴看，从被任命到免职约四个月，实际履职44天。但这44天周恩来召开了东江历史上唯一一次东江各属行政会议。

1926年2月2日，周恩来在驻地汕头发表就职通电，提出“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聊期实现总理训政主张之初期，立潮梅革命之基础。”^[5]22日，“在汕头市岭东商业学校主持召开东江各属行政大会”，“潮、梅、海陆丰等各县市长、教育局长，以及工、农、商、学、妇女等各人民团体代表九十五人，特聘代表二十四人出席”，^[6]会议议程包括代表发言、审议提案、通过《东江各属行政会议闭会宣言》等内容，3月3日结束。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堪称大革命时期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

首先，人民代表为民参政。95位正式代表在25个县市长、农会、总工会、商会、教育会、学联会、妇女解放协会中选派产生；24位特邀来宾中包括国民党中执委和广东省领导机关的领导人恽代英、澎湃、刘尔崧、邓颖超以及杨嗣震、杜国痒、赖先声等。^[7]在会前通知中，要求代表围绕分管工作及东江农工生活等民生福祉展开调研，并形成提案提交大会筹备处。

其次，代表登台反映人民心声。大会为每位代表规定了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8]人民代表登上东江地区最高行政机关讲坛代表人民发声，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

第三，通过提案执行提案。大会筹备处会前共收到提案297件，专项报告书和调查表254件。^[9]会议通过了93条提案，其中有建设议案，如治河、浚港、造林、筑堤、辟路；有财政议案，如关税整理、废除苛捐杂税；有商务议案，如提倡土货、增加洋货厘金、收回海关；有农工议案，如发展平民教育、援助罢工工人、扶助农工团体；有妇女议案，如禁止买卖人口、提倡婚姻自由及援助妇女解放等等。这些提案都事关东江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会后周恩来指示将这些议决案分送惠潮梅财政处、绥靖委员公署、市政厅、党部、教育厅、海关监督署等不同机关办理，其中包括由行政委员公署办理的提案62项。提案得到执行便有了生命力。

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有规范的议事日程，代表登上讲台，提案具有权威性并且贯彻落实，唯一不足在于代表不是普选产生的。这东江历史上的唯一一次行政会议，是一场在地区一级城市建立人民政权的可贵试验。

周恩来还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召开了有4000多代表出席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这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建立人民政权的又一次尝试。

2、1956年指明完善人大制度扩大民主的正确方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10]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正式确立。

1956年是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转折年，同样是中国的转折年，因为中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因为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毛泽东号召全党以苏为鉴，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克服苏联模式的局限顺利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航程并不容易，主要表现为周恩来在领导国务院编制“一五”计划的年度预算时，被各部门不断要求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薛暮桥回忆指出：“1953年、1956年两次冒进，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使物资供应紧张。”[11]面对冒进情绪，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表意见，也耐心听取代表们的发言，最终这次大会开成了一次成功的大会，代表们在认真听取意见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国务院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预算的报告，“显然，周恩来的主要用意是要把反对冒进的问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来，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并纠正这种倾向。”[12]在这次人代会上人大与政府均认真履行了各自职责，接受了“反冒进”的主张。

因为这次大会的成功，周恩来在1956年7月21日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时，作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讲话完整阐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与专政两大职能的理解，指出人民民专政在1956年之前以专政为主，之后由于 “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13]对于扩大民主的方式，则“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14]就是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扩大民主，并提出了三点具体措施：第一，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而且每年两次制度化，目的在于代表们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人民，接触实际，检查政府工作中的偏差；第二，政府勇于接受人民代表的批评。做法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不管对错都发表出来，今后还要允许展开辩论；第三，人大代表全面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15]

这篇讲话凝结了周恩来对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人民政权事业发展的思考，指明了在转折之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我国扩大民主的重大意义。

3、“文革”中筹备召开唯一一次人代会

周恩来希望夯实人民政权制度，完善国家权力机构运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决策与治理体系中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但“文革”时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召开过一次全体会议，为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周恩来竭尽全力。

“五四宪法”明确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每届任期以及每年举行一次的召开要求。但从实际情况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54年9月至1958年2月，五年召开了五次会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59年4月至1963年12月，五年召开了四次会议。二届人大任期中的1961年，因为全党努力贯彻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全力应对国民经济困难而没有召开会议。但总体来说，第一、二届人代会召开及履职较为规范，符合宪法一般规定。但第三届全国人大只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即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此后直至1975年1月，十一年后才再度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断召开的原因是因为“文革”的爆发。

“文革”爆发后，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等人大组成人员等不少遭到了冲击；中央文革小组自1966年5月设立至九大后撤销，成为事实上的权力核心；此外，“文革”中“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评”被看作是群众运动中新式的民主形式。“文革”改变了原有国家机构运行体系，人大职能被削弱。

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合法化，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希望通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组建新一届政府让国家走上正轨。1970年3月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被提上日程，周恩来承担起筹备重担。但“九一三”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使筹备工作搁置。1973年春，四届人大工作重上议题。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975年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

“四届”人大从提上日程到正式召开历时5年之久。周恩来为筹备大会召开付出巨大心血，其中包括确定代表名单；准备《政府工作报告》、75宪法等会议文件；与意图“权力再分配”的“四人帮”斗争；组建治国理政的新一届政府内阁，等等。四届人大的召开在“否定一切”思潮流行的政治大动荡中延续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组建起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新一届政府，《政府工作报告》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些都为国家在改革开放后重上正轨奠定了基础。

二、周恩来对人民政权制度的创造体现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的全面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特质的生动写照。周恩来从1921年认定主义到1976年逝世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从1926年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到1975年1月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为我国人民政权事业奋斗了50年，他对人民政权制度的创造正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充分体现。

1、坚持国家政权理论、坚守巴黎公社原则

伟大建党精神第一层含义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周恩来为人民政权事业的奋斗，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对巴黎公社理想的坚守。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6]列宁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7]针对巴黎公社创造的经验原则，列宁进一步指出：“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8]列宁指出了旧的国家机器是维护旧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必须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是第一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则是第二步。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原则，列宁指出:“只有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或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才能开辟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还指出，“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20]列宁在此勾画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轮廓，即建立巴黎公社的或者苏维埃式的国家，通过代议制选举产生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民代表，实行行政立法议行合一的原则。

巴黎公社的原则及十月革命的道路，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1921年春周恩来在欧洲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的“救时良方”，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理论，认定十月革命道路符合中国实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思考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对于改造中国旧政治、建立新的人民政权有了日益明确的认识。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周恩来以实现孙中山先生训政主张为名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是在抓住机遇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由上海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这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进行的又一次尝试。以后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三三制”政权、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都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这些人民政权的创造，都是对巴黎公社原则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根本遵循。

2、践行为民族谋复兴初心、担当为人民谋幸福使命

伟大建党精神第二层含义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周恩来为人民政权事业的奋斗，就是践行为民族谋复兴的创党初心，担当起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九大总结回顾党的历史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勇毅前行的根本动力。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必须彻底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制度，建立全新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可以这么说，创造新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由人民当家作主，是实现创党初心和使命的制度基础和政治成果，两者相互促进，交相辉映。

1917-1919年青年周恩来有过一年半的旅日求学经历，在记录这段生命旅程的《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有一篇日记记录了他在加入留日学生爱国组织新中学会时发表的入会意见：“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够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21]这入会意见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思想的升华，成为“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是19岁的周恩来对于衰弱的中华民族能够拥有复兴的未来、对苦难中的人民能够拥有幸福生活的憧憬。而且不仅有憧憬，更有实现路径，这就是图新，就是改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周恩来认定马克思主义、追寻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他图新的结果，为人民政权事业而奋斗，就是他对中国旧政治的改良方案。19岁的青年周恩来憧憬的成为“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异曲同工。带领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而浴血奋战的同时，创造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权及其组织形式，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3、不怕危险勇于牺牲、无惧风浪破浪前行

伟大建党精神第三层含义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周恩来为人民政权事业的奋斗，就是不怕危险勇于牺牲，在英勇斗争中破浪前行。

自《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不仅战争环境下危险重重，和平年代也会险象环生。

周恩来最早尝试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时，第二次东征的硝烟还未散尽，1926年3月16日请辞东江行政委员一职时，离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相差四天；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召开上海市民大会时，已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夜。4月11日大屠杀的前夜，周恩来还被进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扣留，经反复交涉才被释放。“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周恩来就地隐蔽，后来辗转离开上海去发动南昌起义。

在“文革”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周恩来为了筹备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江青掌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权力后，一直叫嚣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还专门搜集材料，拿历史问题做文章诬陷周恩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各条战线纠正极“左”思潮，江青集团借批林批孔大批“周公”、“宰相”和所谓“现代大儒”。“四人帮”在党的“十大”权力达到顶峰，要在新一届人大和政府里推出自己人选，便诬蔑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22]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以及遴选新一届政府组成人员的过程，就是与江青集团斗争的过程。由于日夜操劳，筹备四届人大期间周恩来已被查出癌症。但他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完成他最后的使命。从与江青集团等的斗争中，周恩来表现出坚定的斗争意志，过硬的斗争本领，高超的斗争艺术，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斗争精神的生动体现。

4、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维护人民政治权利

伟大建党精神的第四层含义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周恩来为人民政权事业的奋斗，就是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维护人民政治权利，不负人民期待。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寄托着人类关于美好未来的全部情愫和渴望。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目标下追求国家民族的前途，追求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目标同人民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人民政治权利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人民政治权利是人民根本利益在政治上的体现。

周恩来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目的是“革新政治，实行民主政治，惩办贪官污吏，建立革命秩序，统一财政，帮助地方建立党、团组织和群众组织，以及发展文化教育等事业”，^[23]这里革新政治、实行民主政治的目标首当其冲。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民选市政府，因为现在“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民主政治的怎样实施，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24]各抗日根据地组织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建立“三三制”政权，在周恩来看来，“这就是‘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的革命民权。”^[25]苏共“二十大”暴露了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周恩来及时指出“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所以在1956年以及在“文革”中，坚持不懈地坚持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民主，警惕苏联因为民主与专政关系处理不好而导致的问题。周恩来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追求人民民主，就是将人民政治参与的权利落到实处。

三、周恩来的制度创造对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启示

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不懈探索中生根发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茁壮成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发展成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进程中焕发时代光芒。周恩来为人民政权事业奋斗一生，充分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也有力推动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发展，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从中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

1、始终追求、矢志不渝，绝不半途而废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早期尝试到创制确立到完善发展，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周恩来在革命和建设的两个历史时期为创制这一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大革命时期在广东、上海尝试建立城市人民政权开始，到1949年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1953年组织制定并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到生命最后阶段仍然担负起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重任，可以说在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的每一个重要关头，创造人民政权制度都成为周恩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他的努力实践与积极推动，也成为这一中国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制度在革命时期得以出现、在1954年得以确立、在1956年得以发展、在1975年得以坚持的重要因素。周恩来对人民政权事业的追求贯穿了他整个革命生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从没有过动摇、犹疑，从没有过气馁、消极。正是因为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坚持不懈，中国人民政权制度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完善才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领导干部提出要求：我们说一张蓝图抓到底，不仅需要科学决策，也需要思想境界。什么思想境界？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为人民事业的奋斗中，要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就要像周恩来在创造人民政权的事业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始终如一、一以贯之，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瞄准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极有为，做愿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久久为功，心无旁骛，拒绝消极怠政，更不能半途而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2、创新理论、创新实践，绝不照搬照抄

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前后两任领导人在纪念讲话中都指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的自觉意识，来自于对中国近代以来国情的深刻洞察，来自于对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的悉心维护。

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指导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创造了直接选举、议行合一的巴黎公社原则。但是巴黎公社属于城市政权，政权管理范围小，并且存在时间短。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国情，使得照搬俄国城市暴动、一蹴而就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努力一再遭到失败，革命道路的不同决定了在人民政权制度上也只能积极借鉴而不能照抄照搬，决定了只能通过长期的探索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政权机关形式。

周恩来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政权制度在实践中的最大创造，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和上海最早尝试建立城市人民政权，使得人民政权制度在大革命时期的探索，有了除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协会之外的更为丰富的源头；是在“文革”中历经艰辛筹备召开了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理论上的最大创造，是为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26]，这为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及施政提供了根本大法；是在1949年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为即将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定性、定原则；是在1956年转折之年及时指出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人民的明确方向。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掌握历史主动，把握历史大势，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人民事业的奋斗中，要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就要像周恩来在创造人民政权事业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开拓进取、守正创新，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拒绝工作敷衍、一成不变，杜绝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历史的主动与自觉意识，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推动事业创新性发展。

3、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绝不文过饰非

近代中国历史充分说明，制度落后是最大的落后，腐朽的制度造成了中国的落后，理论和现实也表明，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周恩来自认定主义就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必胜信念，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但是也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制度”，但是“一定会有缺点和错误的”，[27]必须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1956年7月在上海发表的那篇讲话中提出的可以允许在人大的小组会甚至大会上进行辩论的建议，是对西方议会中辩论形式加以运用的一种设想。旅日旅欧熟悉西方议会制的周恩来，主要强调的是真理越辩越明，辩论可以启迪思想，可以看清决策的利弊，强调的是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只有认识不足，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使人民政权制度成为扩大人民民主的制度载体。这是对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中直接创造出来的人民政权制度的高度自信。近70年的历史发展也不断证明，我国的人民政权制度及其组织形式，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人民事业的奋斗中，要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就要像周恩来在为人民政权事业的奋斗中表现的那样，既高度自信同时又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具备宽广的胸襟、宽阔的眼界，努力吸纳人类制度文明的精髓，欢迎指出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鼓励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允许看偏差，因为即使错误的意见，也可以从中受到启发，这样才能弥补工作中的不足，让我们的制度不断走向完善。

伟大建党精神是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思想基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之魂、立命之本。“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要赓续红色血脉，发扬光大伟大建党精神，周恩来是全党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