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雨桐

一、像章现象形成的历史回顾

在关于毛泽东像章的溯源研究中，学界研究一般将其分为全国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三个阶段，第一枚毛像章最早可以溯源至1932年，上海中共秘密组织为了祝贺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而制作的，目前也被认为是毛泽东像章的源头[1]。第二枚是1943年收殓烈士遗体时发现的木质像章。制作与发行毛像章曾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涉及内容丰富, 时间跨度漫长。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铸毛像章的高峰, 所造数量约占到总量的90%。[2]

最初毛泽东像章是作为奖章使用的，被授予有功勋的人，或者纪念重要的事件，比如说完成某项公共工程。也就是说，一开始它们是被小量生产的，送给特定的、精心选中的、杰出的人士佩戴。除了我们现在较为熟悉的毛泽东像章，当时也会把毛泽东像章和其他人——比如鲁迅、林彪、朱德——的像章摆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后，私人公司开始试图将毛泽东的形象商业化，配合特殊场合制作毛像章奢侈品，1950年，上海文具店老凤祥制作了二十二克拉金质毛像章,纪念新政府成立。上流社会商店试图通过接受新秩序来改造自己, 将社会主义时尚商业化[3]。但在当时，主要的像章仍然是国家为了官方目的制作的，1951年, 由于抗美援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们都获得了铜质毛像章[4]。上世纪50年代,我国制作的少量毛像章, 约占已知存世毛像章总量的10%[5]。

1966年10月中旬，周恩来、林彪等人出现在各地报纸及公众面前时，外套上都可以看到他们佩戴着毛泽东像章。例如，周恩来当时在北京接见石油战线先进单位代表“铁人”王进喜，胸前就佩戴着一枚圆形毛主席像章。随后高级官员把毛像章作为礼物送给北京的游客，这股时尚热潮也随之传播，例如1966年10月28日的一篇报道中记录，周恩来赠送了一万枚毛像章给新疆的学生代表团带回家乡。[6]不到几个月，这股狂热就正式开始了，各级政府干部都自豪地戴上了毛像章。[7]

毛像章作为一种流行时尚狂热，从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开始，在1969年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达到顶峰，1969年6月迅速衰落。不难想象，这些像章为它们的拥有者提供了一种象征性和社会价值，甚至成为一种政治符号消费主义，迅速激起了一股物质欲望的浪潮，推动了几十枚像章在全国各地生产、销售、收藏。[8]

林彪在“大跃进”之后，开始推动毛像章热潮。[9]例如，将毛泽东语录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手册。这本手册后来成了毛主席语录。[10]在1967年的《人民日报》文章《毛泽东思想光辉永远照耀全军胜利前进》中可以得知，林彪命令军人都要配戴两枚像章。这两枚像章是向所有解放军人员颁发的，一枚为星形，一枚为长方形，有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字样。谷牧表示：“对于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这一类言辞，周总理也是听不顺、看不惯的。在1966年7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总理曾说，对于这些提法，他同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这些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11]

根据文献记录的数据，1967年像章佩戴率为59%,超过一半的人口拥有像章， 1968年上升到89%, 1969年则是高峰94%, 几乎全民皆“戴”。根据估算, 仅仅在1966年5月到1968年8月间, 全国约有2万多家工厂共制作毛泽东像章和语录章，共达80亿枚以上。[12]

二、像章狂热

（一）像章的自我扩张与意义扩展

像章狂热从需求侧开始以无法控制的速度扩张，同龄人间的压力和跟风趋势不断增加，像章不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也可以是为了和别人一较高下。在官方授权的范围之外，许多资源和劳动力转向私人像章生产，还有人去偷取未完成的像章，涂上独特的颜色，以取得更高的交换性和社会价值。《文革时期像章描漆工艺》中，记录了一些革命委员会成员因为觉得像章制作速度过慢，便利用上班时间为像章上漆、烘干、分发，然后佩戴。[13]

当时，能够买到“三大件”证明了一个人的能力，足以在计划消费短缺的经济条件下购买稀缺物品。而像章——尤其是样式罕见的像章，证明了一个人在某种“并非只依靠金钱就能取得的物品上”的能力，这成为一种阶级和社会地位的标志，进而成为谈话社交的话题。互相比较收藏像章的数量和样式，交换甚至交易像章等社交行为，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于像章的渴望。[14]

一模一样的毛像章可能会使这阵浪潮更快退去，但种类、款式、品质的差异导致了像章现象的膨胀。人们担忧自己拥有的像章不够新潮、时尚，所以迫切想要更加新潮的像章；由于社交场中的迭代速度如此之快，他们不得不扩大收藏以增加自己的见识面。从今时今日能够看到的各类像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制作的狂热，更有西安收藏家45年收藏毛泽东像章5万多种[15]。

葛凯认为，像章的社会价值和交换价值逐渐由四个主轴决定：政治意义、相对稀有性、材质差异、大小[16]。

在政治意义上，像章上有“为人民服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背面有工作单位名称、像章制作的理由，日期和地点，这些都产生了类似品牌的效果，使像章更具排他性,对收藏者来说也更具价值。最受欢迎的毛像章是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两枚一套原版像章，人们非常重视这套像章，几十枚这样的像章可以用来交换飞鸽牌自行车。[17]

第二个主轴为可用性，如同限量版的吸引逻辑一样，非常罕见的韶山毛像章，背景为毛泽东故居的图画，只需要四枚就可以交换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为了得到参观毛泽东故居的纪念章，姚小平以排队六小时的代价参观了好几次，在表达敬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背后，更多的目的是把排队等候的劳动转化为像章资本。

材质和大小的差异带来的区别很好理解。一般认为像章材质应是金、银、铜，甚至是不锈钢、铝和锡，但当代收藏家陈新记拥有二万多枚像章，材质包括金属、水晶、玉石、白色大理石、竹子和丝绸。一些像章的尺寸也超过了常规限度，个别甚至有餐盘那么大[18]。

由于官方普及毛泽东符号，尊敬、接受这一政治符号的社会心理逐渐形成，民众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传播与再建构毛泽东符号的行列中。在当时，旅行费用极高，1958年实行户籍制度之后，一个人在离开住家地区就无法获得口粮配给，大多数中国人对出门旅行望而却步，青年很大概率没有机会到这些地方去旅游。为了提高革命意识，政府准许学生自由往返北京和全国其他革命地点参加政治集会，命令全国公共交通网络提供免费运输，地方政府提供免费食宿，这让像章狂热扩大到了更多地区。[19]江建高的《韶山又兴像章热》中记录了人们到各地朝圣和收集像章，韶山因为参观人数过多，工厂无法满足需求，国家不得不建立专门网络补给需求，把毛像章每天从上海空运到长沙，再用卡车运往韶山。[20]大串联也为学生提供了接触其他像章的机会，他们在各个革命圣地收集像章，非正式的像章交换站纷纷出现。[21]

第20届广交会，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6000多名参观者对各式各样的毛泽东纪念品的需求量很高，主办单位设立一个指定的摊位来满足这样的需求，卖出五万多本毛语录、七千五百多套毛主席选集、无数张毛主席照片和二十三万多枚像章。[22]

（二）毛泽东批示制止与政府打击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回忆了毛泽东在1967年底看到她的像章收藏时的严肃神情，并且毛泽东把像章收藏比作当时禁止的资产阶级集邮爱好。

当时许多专供像章交易的非法市场和黑市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可是国家越是通过正规途径限制像章供应，商品和服务的非法买卖就越受到激励，这也体现了消费主义的自我扩张性。政府官员发现毛像章逐渐成为商品，不再只是政治符号，有损毛泽东形象。1967年2月，《解放日报》刊登了《坚决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一文。但是像章商业化的问题超出了市场的范围，生产商、销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链异常复杂，像章在中国社会的根基也十分深厚，封锁像章市场的困难超出想象。[23]

周恩来指出，这种风尚与大规模的毛泽东个人崇拜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1969年3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计画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谴责像章、书籍等毛泽东纪念品是浪费资源，他极度怀疑过度生产是在传播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并且尖锐地指出这种狂热的讽刺之处。他还表示，新版《毛语录》和像章反映并且强化了“三大不平等”——“城里人拿到的数量比城外人多，高位干部的份额比将军多，农村一些家庭什么也没有。”[24]他还指出，囤积成为问题，一些干部拥有一百多枚像章、几十本语录，这种时尚狂热不仅造成制造飞机的原材料短缺， 而且还造成了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短缺[25]。

周恩来还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分析了这场热潮，他表示：“有的人一天换一个，天天换，……光求外表好看, 这是形式主义……原来要求人手一册， 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和像章送礼。”“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实效, 有人身上挂了很多像章, 甚至挂满了像章, 不吃透毛泽东思想, 像章挂得再多也不能变成物质力量。”[26]

事实上，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代会召开前后，把铝挪用去生产像章导致金属严重短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据说毛泽东曾经大声宣示：“把我的飞机还给我！”1969 年 6 月 11 日至 1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认定像章等纪念品是属于浪费。[27]针对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69年6月12日,党中央下发《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提出“未经中央准予,禁止再制作毛主席像章”，毛泽东亲自在文件上批示“照办”。1970年, 几乎所有未经核准擅自生产毛像章的工作单位和军队都已经停止生产，只有韶山毛主席像章厂、北京红旗像章厂等少数工厂还在生产毛像章。

（三）像章热情的延续

在这股狂热之后，很多人也不愿意放弃像章，直至70年代末上缴像章的工作才开始进行，根据记录，仅仅是昆明军区在东南部就发现了“二千三百多公斤的铝质毛像章、 十套钢制像章模具、七百二十个塑胶雕塑、一百个石膏和瓷器雕塑、二百五十块刻有毛像的铁皮、 五百五十块有类似毛像的胶合板, 和六千个上面印有毛泽东口号的树脂玻璃像章。”[28]全国各地出现各种地方组织收集这类物品，中央以“奢侈浪费”为理由下令没收并回收所有像章。不计其数的人继续保存了他们的收藏品，甚至从废物回收站抢救像章，有人在仓库中藏匿大量毛像章长达15年之久。[29]

根据文献记录，周恩来一直佩戴一枚镌刻有红底镀金的“为人民服务”的长方形毛主席像章，长2.5厘米，宽1.5厘米，右边有毛泽东侧面浮雕头像，左边是毛主席题词“为人民服务”的手迹。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回忆：“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30]可见，这是周恩来在样式众多的毛像章里精心挑选的，这枚构图精美、寓意深刻的毛像章深受他的喜爱。

1973年4月23日，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访问大寨，《山西日报》记者王祥云拍下周恩来胸前佩戴像章的照片；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胸前佩戴这枚像章；1998年3月5日发行的《周恩来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其中第4图《人民公仆周恩来》,图案中的周恩来，佩戴的还是这枚像章；在陪伴周恩来参加会议、外出视察、接见外国政要之后，1976年1月8日，这枚镌刻有“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随着周恩来的逝世被珍藏在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毛泽东符号是一种建立在社会约定基础之上的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符号，它涵盖了毛泽东的思想、精神以及蕴含的政治象征。毛泽东去世十年后，毛像章的市场在国内外再度浮现，八十年代末期，毛泽东像章成为了中国十大收藏品之一。[31]毛泽东故乡湖南韶山市恢复了生产新像章, 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当地把毛像章当作旅游饰品和幸运符出售。[32]

三、结论

从今日回望像章，它更多承载的也是纪念价值和收藏价值，但我们可以从这小小一枚像章中窥见，当时的人们并非过着与商品消费彻底绝缘的生活，只是集体思维受到了特殊年代的政治逻辑束缚，各类商品在那个年代都具有强烈的“表演功能”，可以表演革命身份的商品被认为是一种时尚潮流，也具有了象征作用[33]。

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文化现象必须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分析[34]，这一隐性的文化结构中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的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已经化约为人们的观念形态、社会心理，并植根于人们的日常之中[35]。至今，政治符号仍然在中国符号世界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是构建权威的重要载体。

学者提出：政治符号是政治社会化的载体、政治认同的标志、政治动员的力量、历史记忆的印迹、政治动员的力量，从“列宁符号”到“毛泽东符号”，从“苏维埃符号”到“人民符号”，政治符号能起到保存历史记忆、形成政治态度、激发群众情绪、产生政治信仰、引起政治认同、支配政治行为的作用[36]。然而，政治符号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神化导致的个人崇拜、政治符号的模仿导致的革命盲动主义冲动、政治符号泛滥导致的革命教条主义蔓延[37]。在政治变革的“刚性”一面——也是我们常常关注的一面之外，毛像章属于“柔性”的一面，伴随着量产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关于这些产品的政治话语快速扩散，消费者通过消费产品来传达政治身份，政治符号消费主义也与政治理念的推广、政治形象的塑造、政治认同的建构相联系。当毛像章的政治符号消费主义热潮，折射了毛泽东这一全新的国家偶像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得以窥见新式精神权威和政治代表的树立、现代国家认同的增进，也凸显出现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相对隐晦的“柔性侧面”，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38]。

一开始，党内也许期待通过象征化、符号化的毛泽东崇拜来凝聚民气、统领人心，构建人民对国家、政党的认同，深刻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入普罗大众的历史记忆，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这场华丽的政治大剧中实现郑重其事的自我展示。

但，当学者问出“是政治权力在改造日常生活，还是日常生活在溶解政治权力？”[39]时，此处就有了一个问题，这是否只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的引导甚至“压倒”，还是普通民众、民间社会与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的交互？

我们采取纵向考察的路径，通过梳理史料，了解了毛像章的史境与语境，厘清了毛像章热潮的历史渊源与过程。从横向的社会记忆为切入点，了解了毛像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建构以及渗透到公众日常生活中的过程。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借鉴社会心理及行为的分析方法，解剖其中的深层原因。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总结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时代精神时，使用了“田园牧歌式的幻想”“乌托邦运动不灭的渴望”的浪漫语句，个体在对于理想的狂热追寻里，在集体情绪的渲染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想象出来时代使命感驱动。将视野拉远之后，在中国的革命岁月里，欧洲、美国狂热的年轻人，也正在离开学校，走上充斥暴力、流血的街头，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嬉皮士精神正在蔓延，似乎整个世界都在不约而同地融入这场浪潮中。[40]

1922年8月在欧洲，周恩来写作《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其中说：“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既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时时监督其行动。”[41]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再经长征胜利、延安整风、抗战胜利与解放战争，毛泽东的威望继续上升。1949年5月7日，周恩来表示：“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了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42]

“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上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43]

普通人的一生，大多数都处在平庸、渺小、孤单的个体存在状态里，融入毛像章的消费大潮，给他们带来了安全感、安定感、还有一定程度的新鲜感和冒险感，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大范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这个消费过程里，个体的存在和意义得到了依托。从“传奇式的领袖”毛泽东身上，普通人看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即使是在外在化的符号中也看到了这种希望，这种自发的领袖热情根植于每一个社会中，不仅仅是中国。

人们的消费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根据既定的收入的总量来追求商品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根据人们的社会身份来追求个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地位最大化的过程。在这种政治符号的消费中，伟大领袖的客观存在转化成了消费者与崇拜者心目中的主观印迹，毛泽东本身、毛像章与消费者的崇拜情感融为一体。毛泽东作为一个超然存在的政治符号，通过众多消费者的消费与传播，在日常生活中强化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声望，在热潮里，普通民众也在精神上体验了与领袖形象融合的过程，超越了个体存在的渺小、孤单，找到了更大范围的认同与精神价值，个体存在的意义通过毛像章得到了依托。这股热潮在自发行中滚滚向前，是因为除去造成了物资浪费，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可能是一个三赢的局面：一方获得了魅力形象和政治权威，另一方获得了精神与情感的双重满足，整体的社会国家则获得了某种凝聚力。近代美国兴起的华盛顿崇拜、近代中国的孙中山崇拜，都是政治符号崇拜的典型，美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为华盛顿制作了大量肖像，布尔斯廷指出，“没有任何东西比人们所熟悉的华盛顿肖像的惯见外貌更能说明华盛顿的备受崇拜的神性了。”[44]

毛像章热潮与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社会文化、民俗习惯、舆论环境等诸多方面相联系，在其形成与传播的过程中，能否盛行，很大程度取决于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否合拍。毛像章的热潮在某种程度上，是灌输性和互动性的统一。灌输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教育行动在客观上是一种符号暴力”，“即以一种强加和灌输（教育）的专断方式进行的强加和灌输文化专断的条件。”[45]政治符号是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是需要灌输的，如果普通人不会自动寻求认识政治符号，就需要通过传播来宣传教育。但政治符号需要在传播互动中实现价值，传受的任何一方不协调，符号就会失去象征意义[46]，毛像章浪潮之大足以体现其互动性特征。一方面，它具有非常深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正从艰难的战争年代走出来，步入一个“现代中国”的生长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挖掘一个催人奋进的现代精神偶像、民族英雄是时代的需求，直到现在，毛泽东在海内外华人心目中依然有难以比拟的崇高地位，民众的自发性、主动性在其中得到了显示。

伟人的不朽并不只是取决于他经历的历史本身，毛像章早已不是个体性、家族性的纪念物，而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现代政治文化内涵的公共政治符号了，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成为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凝聚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认同，毛像章所代表的也不是一家一族一人，而是一个党国同构的政治符号，有关毛泽东的政治符号将成为现代中国历史记忆的焦点，毛泽东的不朽汇合于中国国家形态的建构，增进了现代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