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浩 汪可掬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提纲：
导言：统一战线100周年纪念
一、“巧争”领导权问题的提出
1、背景
2、领导权问题
3、“巧争”领导权与陈独秀
二、周恩来巧争领导权做法与经验
1、“头戴两顶帽子”——“巧争”的生动实践
2、战略协同——“巧争”战略先机
3、斗而不破——持久维护的智慧链环
4、强大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生死命门
三、周恩来“巧争”的做法，经验与价值的探究
1、做法的解读
2、经验的考量
3、价值的思辨
综论：习近平新时代擦亮了周恩来“巧争”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跨时代光辉
提要：“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周恩来是我们党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广泛、深入、成效卓著，影响深远的领导人。如何“巧争”领导权，他在《论统一战线》中引毛泽东的话，从“敌人、队伍、司令官”三个方面作了论述。本文则从“头戴两顶帽子”、“战略协同”、“坚持斗而不破”、“坚持强大自己”等方面，具体揭示“巧争”这个着力点。
关键词：周恩来 统一战线百年纪念 巧争领导权 当代价值
导 言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是中共创建时期的大事件，影响极深远。确立国共合作的西湖会议（1922.8）和中共三大（1923.6）已100年了。周恩来是国共两次合作的重要领导人。本文以周恩来与国共两次合作为视角，以致纪念。
一、“巧争”领导权问题的提出
（一）背景
统一战线战略国际共运史上称斯内夫利特战略，以这一战略的首创者马林本名名之，所以亦称马林战略。1921年初，马林经列宁提名，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华帮助中共召开“一大”并贯彻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思想以及马林战略。但在一大上，马林受到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对，主要是两点：一是国共合作；二是加入共产国际并受其领导。马林没有出席西湖会议，便回莫斯科。中共一大作出不与任何政治组织合作的决议。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但他支持一大的决议，他也意识到得罪马林问题严峻。为了坚持一大的立场，他给此前来华帮助中共成立上海发起组的维经斯基写信，就反对国共合作寻求支持。陈独秀为了争取主动，抢在马林再次来华之前的（1922.7.16-7.23）召开了中共二大，陈独秀作了些让步，二大上作出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和国共党外合作的决议。因是党外合作，这不符合列宁初衷和马林战略。在中共二大结束不久，手持共产国际上方宝剑的马林，在苏联外交部官员越飞护航下再次来华，听了汇报，看了文件后果断决定于（1922.8.29-30）召开西湖会议，马林说服有旅欧旅苏背景的中共早期多数与会同志，包括坚持反对的蔡和森，并迫使陈独秀和张国焘勉强接受国共内部合作的决议。这次会议是中共“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1]
（二）领导权问题
马林对国共合作有贡献也有缺失，他过高估计国民党，过低认识和评价幼年的共产党。说中共“诞生得太早”“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2]，加上陈独秀的因素，中共三大前马林的报告，国际的决议“都只字不提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3]，陈独秀还赞同马林三大报告中的口号“一切工作归国民党”[4]，大会宣言还有这样的话：“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于国民革命之中心地位”，这在三大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统一战线领导权就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三大后不到一个月，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的指示下达中共，指示明确指出：“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并且“应当力求工农联盟”。[5]这个文件结束了中共三大的缺失，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领导权意识开始确立起来。
（三）“巧争”领导权问题与陈独秀
如何争领导问题在讨论、争论中形成共识，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都有署名文章发表[6]。中共三大一次会议（1923.11.24-25）达成共识，尽管多数党员对领导权问题“缺乏认识”，但通过对国民党发展不平衡的分析，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根据不同实际“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后来实际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7]
上述这一段话事实上触及了如何“巧争”这个更加深一层的问题，这时陈独秀为防止“争”的过分而提出意见：“虽然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8]。“做法自然”包含顺势而为，名正言顺，慎细又周全等内容，比起有些研究者概括周恩来怎样争领导权，“应坚持独立自主，团结大多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那些原则性办法，更细更深入。司云胜同志新著阐明了这个问题，他从周恩来斗争上、组织上、工作上和方式上四个方面提出如何争领导权问题：如斗争上“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坚持原则，但要机动灵活”“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已互助不要舍已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等[9]，较好地突出了“巧争”的问题。本文依据上述关于争领导权的历史背景，以及研究情况，在陈独秀“做法要自然”的基础上，认为周恩来“巧争”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就是要充分而具体地揭示周恩来如何“尽可能团结国民党”革命派“‘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这就是下文的主要着力点。
二、周恩来“巧争”领导权的做法与经验
（一）头戴两顶帽子——周恩来“巧争”的生动实践
这是韩素音书中的话。文学家与理论家不同，文学家用细节揭示事物本质，但韩素音兼有文学家理论家特点，她用抽象化的概念揭示周恩来巧争领导权做法的本质：旅欧时期周恩来怎样巧妙地在国共合作中争得领导权的例子。周恩来必须在两个性质不同的政党之间协同，在分歧中寻找共同点。他是调和难以调和矛盾的天才，韩素音说“兼容并蓄”的性格[10]，是周恩来个性典型特征。周恩来自己也说他“天性具有调和性”[11]。周恩来与孙中山派往欧洲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歧反复勾通，周以坦诚、大局、真理打动了王京歧。周恩来没有声称要争领导权，但他在王的信任之下，受其委托成为王京歧回国（途中病逝）后国民党旅欧组织的负责人。这样周恩来同时成为旅欧共产党国民党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因此周恩来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创局部成功例证的中共早期领袖人物。周恩来等8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打破了中共三大后迟迟难有进展的被动局面。一年多后，即周恩来奉命回国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组织在全国各地澎渤发展起来。
“头戴两顶帽子”的周恩来在大革命中得以大显身手。一是在国民党黄埔军校成为政治部主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后又任国民政府东江行政长官。在此期间他以孙中山大总统府的名议创办总统府铁甲车队，黄埔军校特别教官徐成章与第一期学员周士第任正副队长，赵自选任军事教官，都是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武装[12]。二是开创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随军东征的周恩来处在国民革命军领导层的中心位置上，（1925.2.6）东征军誓师大会上他在演说中阐明革命的涵义，要使每一个军人明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兵，在会上散发的传单《敬告大兵同志们》保障进军过程中高唱《国民革命歌》《爱民歌》……尤其是爱民歌，简直成了明末《迎闯王》民谣和后来红军时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中间版，影响既广又深远。毛泽东说过：“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3]。三是探索民主政治的新形式，周恩来在东江行政长官任上，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到会的有各县市代表95人，特别代表24人，收到提案177件，调查报告、统计资料180份，农工商学妇都有代表出席，还有郓代英、邓颖超等5名中共党员出席大会。讨论绥靖、行政、司法、建设、教育、农工、商务、财政等，会议开了九天。周恩来上述这些工作是在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名义下做到的，不仅为当时“巧争”统一战线领导权作出有益探索，而且也为中共后来军队和政府建设积累了经验。
“头戴两顶帽子”，几乎贯串国共两次合作，周恩来统战生涯的始终。大革命时期不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西安事变周恩来提出要让蒋介石转变成为抗日领袖就开始了。后来（1938）就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起，这个组织形式也具备了，直到抗战胜利。
（二）战略协同——“巧争”战略先机
从抗战的战略展开方面说，“巧争”统一战线领导权，首要的是争各方的战略合作到战略协同的主导权。周恩来是怎样做到的呢？
首先是相关各方的战略合作。华北抗战初期，洛川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奉命去南京与蒋介石谈合作抗战问题，刚到西安，又接洛毛电示急赴山西，协调华北抗战，主要是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兵出山西前线等重大问题。毛认为担任这个重大任务“周恩来是最合适的人选”[14]。周恩来当然明白处境的复杂与艰辛。阎锡山说他自己是在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三个鸡蛋上跳舞”。能说出这种江湖话的阎老西就证明他本人是圆滑的鸡蛋。在如此严峻挑战面前，无准备的周恩来如何做好敌我友相关应对工作，力争战略主动呢？
抗日战线的主导权，不是自封的，必须在各方合作的实践中，通过协同，即合作中协同一致，就是“从联合中找出路”[15]，这话虽然是周恩来在此后说的，但事实上现在他就这样做了。这后来成为一条重要经验。
重要的是合作双方高层的战略协同。没有高层的协同，就不可能有合作全局的战略协同。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一到山西，遇到的这个方针与阎锡山的联共“守土”方针的协同问题。周恩来对阎的愿意合作给予积极评价，同时指出“要使山西不做亡国奴，我们共产党主张必须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只有联合起来发动群众共同抗战，否则没有出路。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共产党人薄一波、宋劭文参与领导战委会以及此前成立的抗日“牺盟会”的工作。周恩来还从阎锡山“守土”抗战方针中，指出其消极防御的阵地战的危险性。忠告我八路军根据自己的兵力和战力，以山地游击战伏击西进南下之敌军，阻滞日军，配合国民党的正面作战。希望晋绥军不要死守关隘，应主动侧击，破坏敌军的计划。在说服阎的同时，对阎已安排我115师参与正面防御的计划，提出建议，让115师调至五台、灵丘，待机侧击、伏击来犯之敌。这为后来不久平型关大捷创造了条件。除了与友军的协同，周恩来还去电洛甫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可适当调整为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得到了洛毛的支持。不久毛泽东接见英国记者贝特兰时说：“现在八路军采取的战略，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16]。平型关大捷后，129师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炸毁机场及24架敌机；120师两次爷头岭伏击战切断日军补给线。华北抗战初的八路军的这些重大胜利，是周恩来在洛毛支持下，实现战略协同的结果。毛对此来电说：“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17]。
其次是我军领导层战略理念的协同。周恩来刚到山西不久，关于统一战线的战略问题，中共高层曾有过一场争论，这就是发生在太原一所中学的华北军分会。本文不去涉猎会上不同观点的争论，只想就《周恩来传》问世以来，对这个问题尚有的不同认识，并从中梳理出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的态度和做法。
1937年12月会议对这一分歧毛有结论性意见：“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与太原军分会（华北军分会）精神不相冲突。但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见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杨尚昆从毛泽东的批评中感悟到两点：“任弼时（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没有报告中共就散发一个小册子”，问题在于“民族失败主义的提法和是否针对中央这两点上”[18]。2008年翁有为同志有文章，从读杨尚昆回忆录的角度对华北军分会的分歧作出解读，结论是“总的来说，华北党在这一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的”“这其中刘少奇的作用是关键的”[19]。这是改革开放后较早涉及这一大课题的署名论文。提出了一些新鲜见解，是有贡献的。但该文上述基本观点，却与杨尚昆的回忆录并不完全一致。该文的基本判断侧重于个人，没有突破党的七大之前那个时期强调党内路线斗争的偏颇。当然该文又说华北军分会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由于工作分工的重点不同，其认识问题的侧重点自然也就不同。用今天的观点看，无论是“工作重心应集中在乡村组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20]；还是周恩来在华北军分会上提出的“应照顾统一战线”，都是党的战略方针在面临重大挑战时从不同侧面的一种选择。这种从不同领导人因处境、责任和工作侧重点不同，对同一问题而发生的不同认识和抉择，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翁文的这种观点给人以启迪。这也是12月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与洛川会议精神不相冲突”的内在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此后的周恩来、彭德怀多次受不公正对待，但他们从不辩护。周彭的一贯态度，如果是自己错了，他们会坦诚自我批评；面对不当的指责，一般不去理会。周恩来提出“应照顾统一战线”，显然是正确的。没有统一战线，何来根据地的扩大，何来几十万人枪，恐怕连兵出山西都不可能。反过来，只强调统一战线，不发动群众不扩大根据地和八路军人和枪，自然也不会有华北抗战的大好局面的形成。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合力”的结果，强调个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不符合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周恩来关于“照顾统一战线”的本意，带有高层战略协同意思，在当时是很必要的。
再次是争战略主动。争统一战线内的领导权，要点是争战略主动权。周恩来的正确做法是，要想协同各方，首先协同自己。有了会党的协力同心才能保障我党我军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战略主动是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周恩来华北抗战三个月，协同各方，特别是战略协同，贡献是很大的、是“巧争”领导权的智慧之举。
（三）坚持斗而不破——持久维护的智慧链环
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局面，情况复杂，斗争反反复复，有时情势十分严峻。周恩来维护的办法是坚持合作，斗而不破。这后来被发展为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
前文所引“从联合中找出路”，这是周恩来在1938年2月提出的，其实他此前就有了这样的认识。西安事变，周恩来对蒋介石展开个性化的工作：①“让蒋介石转变成为中国抗日的领袖”[21]；②西安事变只剩下一件事要做取得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周恩来决心保全蒋的面子”。当周与蒋见面时，蒋责备周不听他的话，周表示，国共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③周恩来还答应蒋，帮他让蒋经国回到他的身边。[22]
皖南事变，周恩来早设预案，争取战略主动。①事变前他洞察时局，提醒新四军领导层“坚持强大自己”“减少磨擦，利于抗战”[23]；②对国统区全面的党的工作“实行了初步转变”[24]；③接见美著名记者斯特朗，揭露蒋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并嘱地待机公布所提供的资料。事变发生后即电告斯特朗，斯第一时间“披露了皖面事变的真相”[25]。
（四）坚持强大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生死命门
“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这是周恩来转达冯玉祥致毛泽东的建议[26]，周恩来在维护统一战线中争战略主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做的。他要新四军坚持强大自己，就有这个意思。他与国民党的张冲、王世杰、蒋介石谈判中，认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府，蒋介石为抗日领袖，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根据地政府改为边区政府，答应中共所属抗日武装力量开赴抗战前线……，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让步，但当蒋介石得寸进尺，周恩来则以抗争相对。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指责共产党不维护政府和元首……周当着蒋介石的面，抗争说：“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要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着“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面对周恩来的凌厉词锋蒋介石被窘得一时语塞只是连称“是的，是的”[27]
让步也是一种斗争，谈判是为了求得相互让步，求同存异，以利合作共同进步。维护谈判渠道畅通是统一战线争领导权的重要原则：斗而不破。皖南事变我新四军损失惨重，但毛泽东、周恩来决不轻言破裂，周恩来不仅在新四军军部作了预案部署，而且其后不久赴苏治伤，出院后的1940年初，他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着重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是进步的。正在顽强地坚持，国民政府的政策有所进步。但在统（抗）战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剧，统一战线经常处在复杂的曲折的变化的过程中。它时而进步，时而倒退，但它的总趋势是走向某些进步”[28]。周恩来准确地描述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合作中斗争，斗争中合作，斗而不破，保障中国抗战总趋势“走向某些进步”这个本质的特征，也因此才有走向胜利的可能。
三、周恩来“巧争”的做法、经验与价值的探究
（一）做法的解谈
1、“头戴两顶帽子”解读。这就是尊重孙中山为领袖，把蒋介石转变为抗日领袖，承认三民主义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不作名位之争。两次国共合作，共产党都处于较弱的一方，但因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大义的至高点处于战略主动、历史主动的地位上，加上遵义会议后中共有了毛泽东这位领袖，逐步成熟起来，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比第一次有着显著的不同，真正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想做没能做到——“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争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周恩来“头戴两顶帽子”的做法，本质上就是站在国民党中心位置争领导权的意思。共产国际二大对列宁《提纲初稿》的补充意见，殖民地国家革命（国民革命）“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这句话中暗含着国民革命初期应戴着国民革命的帽子。周恩来能悟出这一点，是因为他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较党内一般同志更深，行动也更果断。周恩来也因此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做出成绩，但为什么他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绩更显著，另有深层原因，就在于中共成熟和有了英明领袖毛泽东。
2、“坚持合作，斗而不破”解读。这就是共产党韧性斗争精神。国共一次合作期间陈独秀曾要退出国民党，所缺的就是对这种“斗而不破”的认识。毛泽东二次国共合作曾指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29]。抗日统一战线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从周恩来西安事变提出让蒋介石转变为抗日领袖起到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不破裂完成了成熟 的过程，周恩来1940年初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所作两个半天的汇报中，关于统一战线就是强调这个思想。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前又引的一句话，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争得，这个思想贯串抗日统一战线的全过程。“坚持合作，斗而不破”成为周恩来强调独立性与统一性辩证灵活使用的基本经验之一。
3、战略引领的解读。这包含历史主动与战略引领两个方面。历史主动的例子如长征前的抗日先遗队，长征中的“北上抗日”以及八一宣言等，都是国际反法西斯大背景下的历史主动精神。”周恩来关于华北抗战战略方针的中共高层协调，以及同阎锡山、国民党正面战场高层指挥人员的协调是争战略主动的例子。广泛流传的关于周恩来在平型关大战，台儿庄大战前的战略协调，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美谈，而且也是周恩来“巧争”统一战线领导权生动的例证。
（二）经验的考量
1、领导权问题是列宁《提纲初稿》的精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的反思，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陈独秀右的错误倾向的批评。回眸国共第一次合作全过程，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共的不成熟性。①列宁和共产国际已有正确的指示，但中共创建期（三大前）多数骨干人物，反对国共合作，身处领导岗位的陈独秀、张国焘在压力下勉强接受，但又较长时间直至大革命失败处于反复或唯国际代表之命是从的状态中。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一批中共发起组的领导人物愤而脱党，蔡和森在西湖会议才转而支持，有少数同志比较深入地学习研究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思想，除前文提到的周恩来的“两步走”，还有邓中夏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不能“贯彻到底”代表了党的新锐。邓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固然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能革命，革命也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30]周恩来、邓中夏和毛泽东以及从反对转而支持国共合作的蔡和森以及有旅俄旅欧背景的瞿秋白、张太雷、赵世炎、李维汉、李立三、罗亦农等人，陈独秀之后走向中共领导层。
2、从国共两次会作的比较中“领悟”争“领导权”的关键是“巧争”。
首先，马林这位统一战线的开创者，他直接指导了国共合作，为什么会遭遇挫折？马林有领导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经验，但因中国情况与东印度不同，中国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军阀势力，比东印度的总督制的殖民统治要强大得多，而中共对手蒋介石又更为狡诈凶残，这是马林受挫的背景。
其次，国共首次合作得力于孙中山，又缺失于孙中山。孙中山经马林说服转而成为国共合作理想领袖，他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纲领，可以说基本切合中共民主革命的纲领；在国民党一大、二大期间执行国共合作和改造国民党举措比较得力；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合作，也较恰当。但他的缺失在了①他对旧军阀有幻想，暴露其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妥协性，就是邓中夏所说的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②他对国民党的改造不彻底，尤其对左派廖仲恺、邓演达的任用和保护不到位；而对汪精卫、蒋公石等善于伪装的所谓新右派缺鉴别，轻率将党权军权拱手相送。③共产国际是国共合作的重要相关方，也可以既得又失之于这个“国际”而论之。没有共产国际，国共合作起码当时不会成为现实，这是“得”；从“失”方面说，共产国际过分相信代表个人，组织的力量民主的力量相对薄弱。从代表个人言、马林过自信武断，又高估国民党，看轻共产党及其潜力；鲍罗廷及其后几位代表迁就国民党多，听取中共有价值的意见少。上述三方面致使中共常处无力地位，不要说争领导权了。这就是周恩来“巧争”领导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只能在个别局部成为可能的内在原因。
3、“巧争”领导权的“唯一”途径是深入工人和农民运动的斗争第一线。中共三大后，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示“领导权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31]中共党内曾就此展开讨论、争论，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好的共识，共产党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左派，是有可能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共产党事实上也的确“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32]但总的来说，这个共识贯彻不得力，未能从总体上付诸实践，毛泽东、彭湃领导农民运动，以及省港大罢工、五卅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贯彻了这一精神，取得了影响全国的胜利。这是中共历史上关于如何“巧争”领导权的深刻结论，中共只有少数同志在局部上这样做了，但陈独秀张国焘不懂得这个“唯一”，两次国共合作同一个周恩来，第二次比第一次发挥更大作用，本质的原因就在于第二次中共比第一次成熟强大，周恩来也因此有可能深入工农运动的实际。
（三）价值的思辨
这里所说的价值局限了周恩来“巧争”领导权的价值。21世纪的现代社会，“合纵”“联横”早已司空见惯，统一战线成为政治生活中最重大战略，统战、外交、外事早以浑然一体，这里的价值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的。
1、统一战线中争领导权内涵的深化。这个深化是由领导权内涵 的泛化带来的。泛化前一节已说了，深化是指领导权内涵拓展，融入了历史主动性和战略引领性，直至软实力的影响力。战略引领意识主要指领导者必须具有的①整体意识、系统意识和大局意识；②大势大局的识别能力；③超前意识、预设意识、忧患意识。第三点是前①②两点的整合并机制化。超前必须应大势提出对变局的顶层设计与阶段性规划。这些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反复阐述的要点。这让我们今天理解周恩来“巧争”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眼界提高了。
2、争统一战线中领导权意识的深化，擦亮了周恩来“巧争”领导权做法与经验的亮点。扼要说三点：
战略引领。当年周恩来国共合作中，他关于国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设计，以及协调抗战领导层的战略分歧，都充分体现他的历史主动和战略引领精神。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人物，高瞻远瞩擘划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习近平是老一辈战略引领精神光大发扬者。人民至上，生态至上，是执政理念、生态治理、全球治理理念的战略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百年大变局多重挑重叠加这严峻大势的不二选择；人类共同价值和新时代发展观、安全观、人权观，多边主义合作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等的战略支撑，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融合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同，天下大同的理性选择。一切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集团政治、对抗与战争只能带来灾难，这就是习近平的战略引领。
强大自己。周恩来勉励新四军坚持强大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一切竞争的第一要则。争，要有实力，这就是邓小平习近平强调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的道理。强大自己是争主导权、话语权，战略引领和软实力的影响力的根基。项英满足于皖南那个小天地，不懂得开赴抗日前线才能争得战略主动；陈毅不同，主动东进、打击日顽、开辟苏北，打出了一番天地。战略上争主动才能与强大自己互为表里。没有战略主动，强有可能转为弱。所以习近平反复强调识大势，辩大局，善待国之大者。
韬光养晦。周恩来国共合作戴国民党帽子是一种韬光养晦，要让蒋介石转变为抗日领袖，承认三民主义的政府和元首的领导都属于韬光养晦的战略安排。统一战线中的韬光养晦是为了更巧妙地争领导权，战略引领权。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党中央反复强调在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框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的新秩序也是韬光养晦,仅仅是内容与形式各有不同而已，有人在媒体上提出是否还需要韬光养晦问题，可能是政治上短视了，原则与技巧永远是政治智慧的两面；是没有时限的。
斗而不破。毛泽东周恩来的斗而不破早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政治智慧，在习近平新时代更俱夺目异彩。俄乌冲突到佩洛西窜来台湾前夕，中美两国元首政要的多次会晦，就是斗而不破的最好诠释，我们就是要在这斗而不破的定式里，让美方自己说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没有变”“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在民族复兴两个百年征程上争得的战略主动。
结语：习近平新时代擦亮了周恩来“巧争”统一战线领导权做法与经验的跨时代光辉。在当今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集团政治新老殖民主义的国际大背景下，最好的纪念，就是像习近平那样讲好中国故事，坦诚中国方案，始终坚持强大自己和战略引领，万众一心，踔勇前行。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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