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登霞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滋养，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根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袖，无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学习。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3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红三军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就义。邓中夏一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通过一系列革命的实践，践行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践行、诠释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理论品格

“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支撑他们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是坚定理想信念。”[2]“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谈到伟大建党精神时，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放在首位。

邓中夏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富裕家庭，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革命之路。他的祖父邓锡锦，曾在广州府执掌出纳文书。父亲邓典谟举人出身，做过盐政使，民国以后出任湖南省议会议员、南京政府行政院书记官等职。他的祖父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小就给邓中夏讲了许多外面的事，和古今伟人的故事，不仅开拓了邓中夏的眼界，同时也让他领悟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这也为他后来他投身于革命奠定了基础。

1915年秋，邓中夏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学校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成为他这一时期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引路人。杨昌济不遗余力地向邓中夏等人宣传新思想，甚至自费为他们订阅《新青年》杂志，鼓励学生阅读《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使这些进步青年很快成长为敢于变革社会的热血青年。而此时的邓中夏，心中革命的萌芽已悄然生长。

邓中夏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李大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17年，邓中夏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时期，邓中夏对新世界与新思想充满期冀。入学不久，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引起了北京大学李大钊的热切关注。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邓中夏通过学习这些文章，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的一条根本的光明大道。在李大钊影响下，邓中夏开始密切关注十月革命，集中阅读大量关于十月革命的报道。经历过这段特殊的思想波动期后，邓中夏在学生中又变得活跃起来，他常常对同学说：“只有接受列宁、马克思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4]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邓中夏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分析中国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在北京大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邓中夏就决定从事工人解放运动的实践。他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但仅有少数人响应，警察来后砸了车，洋车夫们就扯住他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校内有人见面就讽刺：“工运搞得怎么样了？”父亲也因他参加“过激”活动中断了对他的接济。邓中夏并不气馁，反倒是更加坚定他救国救民的决心。

为了阻止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妄图在干涉俄国革命的同时，趁机扩大在中国的殖民利益，1918年5月21日，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学生与李达、黄日葵等从日本返回国内的留学生代表，带领北京数所高校2000余学生，赴民国北京政府总统府开展“五二一请愿”学生运动。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邓中夏作为骨干成员，参与了著名的火烧赵家楼行动，始终站在斗争最前线。

邓中夏一方面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救国救民的学生运动，一方面利用报刊、杂志等媒介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1月，由邓中夏发起创办的《国民》杂志在北京出版发行，他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国防军之成立》《国防军与日本》《中日新交涉》等八篇文章。以大量的事实，犀利的笔锋，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北洋军阀，促进了民族的觉醒，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为了更好的让马克思主义走进群众，鼓舞群众。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与黄日葵、高君宇、何孟雄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研究会成立后，邓中夏等一面吸收会员，积极开展研究活动；一面从多方面搜集、购买中外文马列主义书刊，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书室，并派专人管理，供会员借阅。”[5]邓中夏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深入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响应李大钊提出的“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的号召。随着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蓬勃发展，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中心形成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开始自觉与工人阶级结合，直接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各项宣传活动。

1920年9月，邓中夏积极协助李大钊开始筹建北京共产党小组。10月，在李大钊带领下，邓中夏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他骨干成员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邓中夏作为北京共产党小组发起人之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由此正式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革命道路上，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懒和倚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最终实现走上“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邓中夏始终坚持着真理、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信念。

二、践行、诠释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政治品格

我们党始终牢记并践行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6]邓中夏的初心与使命同样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920年秋，邓中夏从北大毕业后，果断拒绝父亲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为他谋取的一份待遇优厚的差事，并明确表示：“现在政治这样腐败，当官的对老百姓敲骨吸髓，你叫我去当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¼¼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7]他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初心使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为广大贫困百姓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之路。

在帮助工人谋取更多利益的道路上，他一直在奋斗。1922年5月，邓中夏作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成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之一。8月，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宣布重开国会，邓中夏利用这个机会，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号召全国工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提出了保护工人政治上的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和对工人实行劳动补习教育的立法四原则，并拟定了有19条内容的劳动立法大纲。除此之外，他特别对工会为工人谋利益的具体内容作了说明：“工会是为工人一切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工会当为改良劳动待遇、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保护女工童工，争得星期日过节不扣工资的休息，规定劳动法等而奋斗，工会必须储蓄基金和罢工的基金、补助医药费的基金等以备不虞。工会为关心自己会员的阶级教育，当开办学校，设短期讲演所。”[8]在邓中夏看来，工会完成上述任务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他还强调：“无论工会组织的形式，有各种的不同，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少了这些条件，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就失了他本来的意义。所以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会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但工会不可调和，不可妥协，工会的组织必须有坚决的阶级运动。”[9]

1922年7月，邓中夏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他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根据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他利用北京政府吴佩孚等人假惺惺地提倡“保护劳工”的有利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劳动立法运动”。与此同时，为了争取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废除北京政府制定的“治安警察法”，联合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国会议员胡鄂公、王法勤等，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1922年10月4日，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发表宣言，向全社会提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的自由权、普遍选举、劳动立法、男女平等、教育独立等5项公民的重要权利，确立了民权运动除了向国会请愿宪法保障以外，还得要打倒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行动纲领。宣言的提出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护。

民族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振奋中华民族，为了激励广大群众奋起反抗，邓中夏深入分析了国家正面临的种种压迫，界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邓中夏明确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等为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揭露了这几方面势力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作为1923年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制定者之一，邓中夏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不遗余力，他论证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蚀，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损害国家主权，掠夺廉价资源，倾销其本国产品，压制方兴未艾的民族工业。封建军阀则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最主要帮凶，他们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列强对自己的支持，使得中国的内政为外敌列强所把持，这也为帝国主义盘剥中国劳苦大众创造了政治条件，且以列强的军事援助进行无休止的内战，以致民族危机日甚一日。除了封建军阀外，买办资产阶级也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马前卒。

邓中夏从我国国情出发，发现我国农民对革命成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主张以农业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和出发点，论证了发展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此外，邓中夏还进一步阐发了工农兵大联合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农民经济生活的痛苦，与工人完全一样，就是兵士也多是从农民中视野出来，其痛苦并不在工农的痛苦以下，所以工农兵是自然的同盟者，应联合一致向我们的仇敌——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进攻，以完成中国革命。”[10]邓中夏对工农联盟的必要性认识是十分透彻的。

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邓中夏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留在广州工作。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邓中夏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他担任罢工委员会的总顾问、党团书记，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协调各方，妥善解决罢工工人的吃饭、住宿等问题。他还组建了一支有2000多名队员、200多支枪的工人纠察队，亲自担任训育长，对队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除此之外，邓中夏还提出了“工商联合“政策，联合商人、农民、学生建立了“工农商学联合会”。“大罢工结束后，邓中夏在总结罢工斗争的经验时，曾反复指出：实行‘工商联合’政策，是这次大罢工所以能够坚持十个多月的重要原因之一。”[11]革命期间，邓中夏的这些理论与实践，诠释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

三、践行、诠释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实践品格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就是始终保持斗争精神，不计个人私利，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培育、铸造出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实践品格，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12]而邓中夏就是这一时期革命烈士中的杰出代表。

邓中夏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干涉中国海关收税权，操控中国的金融等一切都是为了压迫中国人民，企图灭亡中国。为了要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封建军阀卖国求荣，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卖国肥私，剥民肥己”，如果中国人民袖手旁观，不采取行动，“则不但路矿森林，将完全断送；恐财政破产，亡国共管之祸，即在眼前，彼时中国虽大，亦将无容身之所”。[13]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敢于同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邓中夏和苏兆征等人组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在斗争中，邓中夏一方面利用自己在香港工会中的威信与各工会的领导人接头，另一方面组织党团员在各工厂散发传单，鼓励工人起来反抗斗争。大罢工从1925年6月19日开始，至1926年末结束，持续16个月，前后共25万工人参与，创下了全世界罢工持续时间之最，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928年夏至1930年中，他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委委员，留住莫斯科。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我国首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工运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与史学专著的凿空之举。

1932年11月，中共中央派邓中夏担任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同志们担心他的安全，曾劝他要注意隐蔽，不要在公开场合讲话，尽量减少外出活动。而他却认为做工作固然需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否则便毫无作为，失去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除了坚决勇敢地与国民党白色恐怖斗争，奋不顾身地投入革命外，还先后与党内右倾错误，尤其是后来的“左”倾盲目、冒险与教条主义斗争，虽屡遭排挤、迫害，但是他都能坦然应对、忍辱负重、忘我奋斗。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去找互济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商谈工作，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他被敌人的酷刑折磨得遍体伤痕，右脑上离耳朵不到一寸的地方，露出粉红的疤痕。“中夏同志在被捕房关押期间，虽然多次遭到毒打，但他仍然保持旺盛得革命斗志，通过合理合法得斗争，争取尽早出狱。同时，他还关心同狱难友们的命运，鼓励和帮助他们起来斗争。在弄清号子中没有可疑人物之后，他曾替被判刑得同志出主意，教他们如何反驳法院得判决，提出上诉，争取减刑；对尚未被判决得，他又帮助他们研究对策，应付开庭。”[14]在狱中，邓中夏虽然消瘦了许多，但精神上却永远不垮，他怀着满腔仇恨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屹立在敌人面前，他睁大的双眼，闪烁着仇恨的怒火。当同志们关切地问到他时，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一声“没什么”，并很快地把话题引到别的地方去，不让同志们为他难过。更可贵的是，不管敌人如何用刑，他始终不向敌人屈服。[15]

邓中夏在狱中，除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外，还抓紧一切机会对难友进行教育，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在恶劣的环境中锻炼和考验自己。他常对被捕的同志们说：“共产党人被捕后要有骨气，要坚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去气节。”[16]“一个人能为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17]“人生总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18]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政治信仰，他们深知自身的责任与使命，因而能够始终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邓中夏的革命事业深刻体现了这一点。

四、践行、诠释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道德品格

“对党忠诚、永不叛党”，并不是仅仅留在口头，而是要在内化于心的同时外化于行。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19]26岁时，邓中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39岁时英勇就义，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践行、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道德品格。

邓中夏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时，就展示出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当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宣传发动工人，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工作据点，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1921年元旦，经过邓中夏的努力，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刚开始的时候，有工人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邓中夏耐心解释：“劳动是人类生存在世界上的第一个要件，人类的产生和不断进化是劳动的结果。劳动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劳动能增进人生的幸福。”[20]“但是今日世界上各国的社会，都有一种最不合理的现象，就是：劳动人民终年辛辛苦苦。相反，那些不从事劳动的人——如官僚、政客、军人、资本家等¼¼专门在社会上做寄生虫。”[21]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一切，因此工人的贫穷“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合理”；工人认得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这才使得工人下班后自觉来学习。为了让大家明白团结的重要性，他以老虎、龙和泰山为例子，“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像条龙，一百人团结起来，就好比一座泰山，推也推不倒，摇也摇不动”。工人们终于团结起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5月1日，工人们破天荒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反对工头，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兴起，对整个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长辛店成为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一个策源地，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通过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既体现了邓中夏关心爱护群众，又相信群众，这些都彰显出了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道德品格。

1922年10月，邓中夏指导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和唐家庄。“矿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时间虽名为八小时，实则十六小时，因为工人必须连作两班，方能维持生活。甚至有这样的情形，矿工在井下工作有继续，一星期不出的。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一元以上只给一元，其尾数被扣去，如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22]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详细记载了开滦五矿大罢工的情况，生动描述了开滦煤矿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深刻揭露了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使得无产阶级革命觉悟迅速得到提高；当他得知罢工的个别领导动摇工人士气时，便以血书鼓励工人们的斗志和信心。为了支援开滦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借款，并召开铁路工会代表大会，准备全国铁路大罢工去支持开滦。

1930年9月，邓中夏被党中央派往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正当他为革命工作日夜操劳时，不料却被王明撤销一切职务，并且调回上海听候中央处理。回到上海后，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既不尽快对邓中夏作审查结论，也不安排他的工作，还不给他发生活费，使他的生活陷于极大的困境。“中夏只能依靠他爱人李惠馨同志在一个工厂中做工而领得的微薄工资，来维持连稀饭都难以吃饱得艰苦生活。但是即使在这种含冤忍辱、一贫如洗得逆境中，邓中夏同志对党得事业仍然是忠心耿耿。”[23]为了让妻子做好工作，他把全部家务都承担起来。1932年初，邓中夏要求组织安排工作，结果被安置在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刻钢板、印传单。作为一名中央委员去干这些事，有人为他打抱不平，而他却认为能为党做点工作就是最大的愉快！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不幸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不肯透露党的秘密，后来，由于叛徒出卖，邓中夏身份暴露。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沉重打击共产党。为了劝降邓中夏，敌人派来了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叛变革命的余飞。余飞妄想利用邓中夏受到王明路线排挤打击的事，挑拨他与党的关系。一见面，就别有用心地对邓中夏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的欺压，我们都为你不平。中共现在已经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为他们作牺牲呢？”[24]邓中夏轻蔑地回答道：“我要问你们，一个害杨梅大疮到第三期已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也完全能够克服一切缺点与错误。”[25]为了让邓中夏屈服，敌人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均以失败告终。狱中，邓中夏对国民党特务说：“我没有进来前倒是想到有一天会进来，进来后却没有想过要出去。你们可以把我杀死，但是你们绞杀不了中国革命。”[26]

1933年9月21日黎明，敌人打开牢门，提邓中夏出去。邓中夏同志知道就义的时刻到了。他从容地穿好衣服，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27]随后，在雨花台刑场上英勇就义，时年39岁。这些都彰显出了邓中夏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及对革命成功的期望。

五、结语

综上所述，邓中夏在其革命生涯中，通过自身的革命实践，用行动践行了伟大建党精神，他还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文章又从理论上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所以说，邓中夏不仅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者，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体现者，他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