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久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生存智慧，也是老一辈革命家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精神源泉。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可以看出忧患意识已经融入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治党的重大原则和政治自觉。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对周恩来忧患意识的历史生成、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当代价值展开系统理论化的研究，不但可以进一步拓展周恩来党建理论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还可以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理论经验，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周恩来忧患意识的形成动因

忧患意识，作为人们意识或认识的一种形态，是个体对社会发展现状的主观反映。周恩来忧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特定的历史进程、思想渊源和内在诱因。科学地分析周恩来忧患意识产生与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是正确认识周恩来忧患意识的必要前提。

（一）周恩来忧患意识形成的时代背景

周恩来的忧患意识，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演进而发展。它孕育于周恩来的少年时代，形成于周恩来青年求学期间，完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是这生于动乱、长于忧患的现实经历为周恩来忧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周恩来出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那时的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多次侵略，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他求学时，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帝制，但随后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军阀割据，社会动荡黑暗，因目睹了旧中国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青年周恩来和同时代的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产生了浓烈的忧患意识，并逐步找到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他参加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周恩来作为其核心领导成员，忧患意识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党、国家和人民。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周恩来忧患意识形成的重要滋养

周恩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良好的教育环境使他自小就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四岁时，养母陈氏便教他读书识字。五岁起送他进家塾读书，从而开始阅读大量的书籍，如《论语》、《千字文》、《孟子》等儒家典籍，其中《论语》提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提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易传》提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些都系统论述了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周恩来也在潜移默化间受到了传统忧患意识的影响。除了儒家经典，周恩来还喜欢阅读传统民间小说，如《说岳全传》、《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三国演义》等小说，这些小说及故事培养了幼时周恩来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品格。

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与南开中学求学时，时常阅读《史记》、《离骚》、《三国志》等文学名著，这些书中反抗压迫剥削，追求正义和光明的事例在他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而从小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让周恩来对国家民族的未来产生了强烈情感和理性预见，也因此让他立下了饱含爱国主义和忧患思想的宏伟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此后，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周恩来始终重视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后，深受儒家廉德思想濡染，秉持清廉为政的道德品质。周恩来严格按照“十条家规”的要求约束亲属，从不让任何一名亲属因他而得到特殊照顾，对身边工作人员，他也提出了“四要六不准”的要求，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权。[1]除了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道家“不为人先”的行事理念也在周恩来的执政生涯中留下了深深印记。1964年，周恩来在一次与国外友人谈话中谈到中国外交的哲学思想：一是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二是决不要开第一枪，三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四是退避三舍。这些言谈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周恩来外交风格的浓厚影响。[2]

（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周恩来忧患意识形成的根本指引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周恩来青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面对国家危亡和人民悲苦，青年周恩来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向。为了理想，周恩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远赴欧洲留学，探索救国之道，最终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他说“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建设时期，无论是面对残酷的白色恐怖、激烈的武装斗争，还是复杂的执政考验、严峻的国际形势，周恩来都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着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价值取向，他自己在延安整风中说到：“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3]周恩来深知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容易使人骄傲自满，甚至失去奋斗目标。唯有牢记初心和使命，深怀忧患意识，才能不被胜利冲昏头脑，及时敲响警钟。周恩来的忧患意识源自对党、国家和民族的浓厚情感，为了在革命和建设中始终保持先进性，他把忧患意识融入其奋斗目标和使命担当中，终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二、周恩来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

梳理周恩来忧患意识产生后的思想和实践，其忧患意识是不断发展的，涵盖了忧国、忧民、忧党以及对人民军队建设之忧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彻底投入和全情奉献。

（一）周恩来的忧国意识

忧国意识是周恩来忧患意识的核心。周恩来学生时代就展现出关心国家发展、心系振兴中华的精神品格，直至成年参加中国革命，更是始终把反帝反封建，把建设人民富裕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挽救民族危亡，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阶段坚持不懈，费尽心血，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忧国意识。

1.忧国家独立面临的危机

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正值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状态，国家衰亡，生灵涂炭。为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制度的腐朽，周恩来在《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中，论述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列强藉口以进兵，俄英从中而播动。土地丧失，国亡即在目前，此固非常之时势也。”[4]面对外敌入侵，疆土分割的危机局势，在《中国现时之危机》中发出“中国现时已处于极危险地位”的感叹，强烈呼吁同窗俊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同努力，报效祖国。[5]而面对严酷的中国社会现实，具有强烈忧国意识的周恩来先后提出了不同的救国策略和改良社会的方法。如在《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中提到了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两种救国思想，教育方面主张“崇尚教育，涤除恶习，使国民之德性日益张，而达于尧天舜日之境”实业方面主张“振兴实业，厚培民生，使国民无不恒之产，国家有仓廪之余，而比隆于欧美。”[6]周恩来旅欧时，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管中国铁路，在旅法全体华人大会上起草了《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报告中提到“在冥顽的军阀政治下，延长生命的中国共和，经了这十二年的政变早已名存实亡，徒挂着一面欺人的招牌。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讨生活的中国独立，经过了列强几次的分赃会议和共同宰割，更早已资格丧失，而夷为他们的半殖民地了。”[7]希望唤醒国人不要相信和平妥协可以救国，只有通过国民革命才能实现民族独立。

2.忧国家建设面临的挑战

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兴旺的基础。解放战争胜利后，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领导着经济建设。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周恩来在《恢复生产，建设中国》中谈到“现在我们接收的生产机构这么大，这么多，要把生产恢复起来，要把经济调整好，是个艰巨的工作。”[8]同时指出目前经济建设中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等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周恩来提出需要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随着我国建设的全面开展，人才短缺已经成为我国建设中最紧迫的问题。1950年，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谈到“只要整理工作有了头绪，就会感到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人才短缺这一问题，周恩来提出“一是要团结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二是要培养新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将培养人才作为国家建设的关键任务。”[9]1955年底，受反右倾保守思潮的影响，农业和工业领域修改了先前制定的年度指标，基本建设投资不断增高，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出现了不符合实际国情的冒进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清楚认识到当务之急便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0]

（二）周恩来的忧民意识

忧民意识是周恩来忧患意识的根本。中国共产党是在人民群众中孕育、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党和人民早已如血和肉、鱼和水一般不可分割，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自诞生起就怀有“忧民之所忧，急民之所急”的意识。周恩来读书时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向，树立了为国家和民族而奋斗终生的责任使命，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后，始终把服务人民、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工作和实践中都处处彰显鲜明的爱民情怀。

1.忧人民物质生活保障存在的缺口与短板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满足人民正常的生活需要，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11]周恩来提到，“要抓住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从恢复工农业生产入手，逐步搞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做好社会管理事业，以保证人民经济生活需要，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12]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国家建设资金的大量投入势必会影响到同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周恩来认为，制定国家经济建设政策应考虑到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以人民为中心，克服不顾人民生活的急躁冒进倾向。同时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也谈到“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他提出我国需要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经验教训，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不仅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还要重视人民的当前利益，不能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13]

2.忧人民文化教育工作存在的滞后与失衡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周恩来在强调经济和政治建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周恩来关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的思想，在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在《共同纲领》中，周恩来写道：“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4]1952年，周恩来在国务院讨论文教工作时谈到“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为了说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还非常形象地比喻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15]为全面贯彻国家文化教育建设方针，周恩来还提出一系列实践性建议。其中就包括提出了教育需要采取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我们的教育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不应该陷入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这样才能使青年少走弯路，少碰钉子。这是教育者的责任。”[16]周恩来除了对文化建设有现实性的指导，还能够以前瞻性的眼光把握机遇，做好规划。1959年，为使文教工作的发展能够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继续调动文教战线上的一切积极因素，向前推进文化革命的事业，普及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且不断地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巩固和提高的工作。”[17]

3.忧民族团结工作存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民族问题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民族问题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社会能否和谐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把民族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将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负责国家民族事务，直接领导了新中国民族工作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他对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有了很多思考。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就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共同确立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提出为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需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18]1952年，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指出“我们既应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同时还应提防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煽动民族分裂主义。”[19]而在1957年所做的报告《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更是反复强调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带来的恶劣影响“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20]同时他还主张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实行经济改革，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除了这些民族政策的制定，周恩来在任国家总理期间也曾多次前往民族地区考察民族团结工作，给予指示。他反复强调“民族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什么时候都要把民族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认真做好。”[21]

（三）周恩来的忧党意识

忧党是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核心要义。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饱有强烈的忧党意识，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方面有过深入的思考，提出了系统而全面的党建思想。

1.对党的思想建设之忧

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决定了党的前进方向。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村，这对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发表了《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其中提到“到现在党的组织仍然还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导致“革命形势一经变动，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22]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总结了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并提出解决措施。周恩来除了能够正确认识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提出了加强党内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为巩固全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提供了重要保证。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党外和党内的各种状况，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言。他明确指出：“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23]同年2月，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又严肃指出：“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24]

2.对党的组织建设之忧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要想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不仅要依靠理论、纲领和路线的正确，还要依靠组织的巩固统一，因此，必须更加注重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周恩来认为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巩固党的组织的基本条件。1928年，周恩来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就反对封建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这两种党内错误倾向，他在《告全体同志书》中提到：“我们要克服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每个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如果个人正确的观点不由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周恩来也十分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他认为党的建设必须从基层支部做起。大革命失败后，考虑到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的需要，周恩来强调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基础，加强工厂支部建设。同时，他还要求，“改进支部生活，从而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去。”[25]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党内外形势更加严峻，周恩来敏锐察觉出党内存在“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日益削弱，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党部机关尤多形成空架子，完全与群众生活相隔绝。”针对上述情况，周恩来强调必须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建设，密切党支部与党员群众之间的联系，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26]1929年10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未把支部生活坚固地建立起来”，导致“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并指出需要运用好基层支部生活来教育同志，使其坚定党的正确路线，进而使党的正确路线的持续贯彻得到组织上的切实保证。[27]周恩来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十分关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在1963年《过好“五关”》的报告中，指出“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党的组织建设需要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28]

3.对党的作风建设之忧

党的作风建设关系着党的形象，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周恩来是党优良作风的积极倡导者，为党的作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建设优良党风的过程中，周恩来十分重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我党“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29]1943年8月，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发表演说，针对某些认为中国共产党失去靠山的言论，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谁能取消他、解散他？”[30]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敏锐地发现受执政党地位变化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使得我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人民群众。他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家大了，‘官’大了”造成党员干部与群众不能保持密切联系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31]除了脱离群众，周恩来认为脱离实际也会对我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因而实事求是是周恩来忧党意识的又一重要原则。早在1928年，周恩来就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中指出：“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32]新中国成立后，为针对当时我党内部存在的脱离实际和说假话的不良风气，在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33]隔年，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中反复强调“党内工作需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34]

（四）周恩来忧人民军队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其军事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大革命时期，革命军队中大多是农民，军队思想觉悟普遍较低。为此周恩来发表《国民革命及军事政治工作》讲话，其中指出：“（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我们党领导下的军队应当普遍树立革命军队纪律意识。”[35]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我军一直在进行残酷的对敌斗争，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来实施军队政治教育，对此周恩来就军事政治训练问题发布训令：“阶级的政治教育，是健全和坚强部队最主要的元素；抓住实际情况，来阐明这一训令，使战士们深刻了解。”[36]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建设进入平战结合阶段，军事设备朝着正规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周恩来在《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中指出目前军队中存在着有些同志的敌情观念薄弱，工作松懈；军队内部生活呆板，过多讲求形式；军队与人民的关系疏远等问题。为此，周恩来提出调整和变革军队政治教育体系和结构，解决目前军队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军队政治素养。[37]

三、周恩来忧患意识的特征

（一）坚持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旨归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周恩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管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都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60年代初，他在反思“三面红旗”的缺点错误时曾说：“要承认我们知识不够。现在只要我们接触实际，深入群众，每天都会发现许多新事情，我们知识有限，看得不够。”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数十年，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总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正做到了“我是人民的总服务员，要为人民服务而死”。

（二）在正视现实中寻求对策

“忧患并非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周恩来的忧患意识来源于对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其忧患意识的显著特点。“文革”时期，周恩来看到国家整体结构遭到破坏、人民遭到迫害，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根源所在，通过各种途径与“四人帮”、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尽最大努力减少动乱带来的损失和由于领导人的失误而造成的错误。周恩来敢于直面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正视问题、分析问题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把当前和长远结合起来

“稳中求进”是周恩来忧患意识又一个重要特征。周恩来始终努力解决党内国内面临的风险挑战，防范党执政时存在的未来潜在风险，为我们党未来长期执政筑牢坚实根基。周恩来认为制定计划要兼顾当前和长远，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在担任总理长达26年里，周恩来真正做到了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四、周恩来忧患意识的现实价值

（一）唤起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

中国共产党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成熟于忧患，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政治品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周恩来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在救国之于危亡、领民族于独立的过程中，在为祖国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科学忧患意识不仅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构成了周恩来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这种忧患意识已经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血液，既是我们党夺取伟大胜利的重要经验，更是我们党治国治党的重大原则和政治自觉。为顺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变迁和历史发展大势，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38]在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重点课题时，江泽民同志提到：“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提出党的建设需要着重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39] 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提到“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40]胡锦涛同志将周恩来忧患意识与现时环境结合，提出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41]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提到“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42]

（二）继承周恩来忧患意识有利于在新形势下清醒认识存在的现实问题，有效应对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但伟大复兴绝不会轻轻松松就能实现，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风险。如果遇到重大风险没有解决，国家政治安全大局，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所以我们必须将防风险放在首位，时时刻刻准备抵御重大风险、解决重大威胁。周恩来的忧患意识把立足当下和着眼未来的理性思维贯穿始终，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的忧患意识有利于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政治定力，承受住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考验，消除掉影响社会稳定和我党执政地位的各种危险因素。

（三）继承周恩来忧患意识有利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周恩来以忧党意识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形成了关于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的理论体系，提高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水平，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中不断发展壮大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使命提供了重要保障。继承和发扬周恩来忧患意识有利于全面分析新时代党建工作发展呈现的特征，着力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水平，确保我们党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时代环境中永葆蓬勃朝气，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