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冬梅
无政府主义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种极端民主主义政治思想。它大力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反对一切国家和政党，幻想一夜之间消灭所有形式的国家，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激扬热烈的政治思潮，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剧烈冲击着中国思想界。到五四时期，中国已经有十几个无政府主义社团，是宣扬从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宣传共产主义的主要群体，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包括周恩来、毛泽东、瞿秋白在内。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力倡导的“互助论”等主张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连陈独秀、李大钊等这样的先驱者也曾撰文予以赞扬。不仅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大肆宣扬暗杀手段，“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组织了对清朝官员的暗杀，一时成为风气”。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当时渴望民族美好未来的热血青年很有吸引力，周恩来作为当时大环境中的一员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周恩来在调查实践、钻研理论以及推求比较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周恩来通过撰写文章、现场辩论等形式同流行在旅欧青年和华工中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尖锐斗争。在中共建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最为著名的是1921年初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之间展开的一场论战。而在海外，则有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与工余社之间的论战。
一、无政府主义思想对青年周恩来的影响
（一）觉悟社与无政府主义
1919年，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创立了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的觉悟社。觉悟社成员学习和传播各种先进主张，开展各种改造社会和挽救危亡的活动，而且团结爱国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觉悟社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总的来看，该社团主要是对数种或能救国的理论进行学术性研究的，社员信仰还未最终定型，不少社团成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短暂或长期的追随者。
从觉悟社当事人的有关回忆来看，无政府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影响到成员们的信仰状况。如邓颖超在《五四运动的回忆》中说：当时他们“组织了个小团体——‘觉悟社’。这团体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常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在《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中又说：“五四时，我们对各种思潮的内容知道的很少”，“我们平常交谈的范围很广，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接触到了，但对这些我们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也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当时请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刘半农等名流作演讲，“我们听信他们的演讲，但对各种主义的内容并不清楚。‘觉悟社’受的思想影响，与其说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接近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无政府主义比接受马克思主义容易”。[2]刘清扬在《对“觉悟社”等问题的解答》中说：“‘觉悟社’小团体的组织，其主要活动内容是约定时间，大家要集中学习当时新思潮和一些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问题，正如邓颖超同志在《‘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中所写的，领导学习由周恩来同志负责。”[3]谌志笃在《参加五四运动的几点回忆》也说到：“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一些启蒙教育。但是那时一部分社员包括我在内，还喜欢看克鲁泡得金的著作，感染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因而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信仰，认识很模糊。”[4]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觉悟社的一些成员也很“喜欢看”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小册子，确实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上述回忆清楚地说明了觉悟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当然包括周恩来在内。
在周恩来等学习研讨的“新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无疑是当时重要的思潮之一。在《学生根本的觉悟》一文中有关于互助论的论述，如文中：现在中国的学生，“还要负一种促进社会去谋人类幸福、社会进化的责任”，“应该本着自觉、革新、精确、自觉、实行、奋斗、勇敢、牺牲、持久、诚恳、创造、发展、平等、互助、博爱的精神”。指出“最后一层‘平等’、‘互助’、‘博爱’三种精神，可以说是学生界真正精神，寄托的所在”。这里所说“平等、互助、博爱”的精神，其实是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与精神。文中又称“人类在世界上互相联络主要的条件是仗着群性，而群性中最重要的作用是一种同情心”，学潮起后，“全国的学生界，象是有了觉悟，互助的声浪也很高。同情心是互助的起源，更应该普遍人心”。并批评有“嫉妒心理”的人“对于所有一切人类，遂不能生出提携互助的心”，认为“按进化讲，人又何必有争。发展人的个性、才能，本来是人类的天职，固不必有竞争的”。[5]这就明显表现出克鲁泡特金所宣扬的《互助论》的色彩。“互助论”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学界曾广为传播，它源于克氏1902年出版的《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是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
觉悟社大力提倡“工读主义”实际上其理论基础之一也是“互助论”。在经济上相互帮助，精神上也要相互帮助，拥有工作之后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在经济独立且有富余的前提下帮助有困难的人，发扬互助精神；利用工作来相互了解彼此的思想，在不断相处中日渐亲密，在精神上形成一种无形的互助。觉悟社社员共同决定对外不用真名而用代号，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不要领导，人人自由平等；同时又主张废除姓氏等，故署名一律用数字表示，这些都透露出社员们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
觉悟社的思想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思来的思想倾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青年都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拯救民族的需要出发，饥渴地吸收各种新思潮，从中汲取自己的理想、目标与奋斗的力量。周恩来属于“五四”青年一代，这一代青年大多经历过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阶段，并沉浸于共产无政府主义的美好愿景中，周恩来与觉悟社的成员也不例外，直至周恩来1920年秋赴欧之前，周本人及觉悟社依然受到无政府主义的不小影响。周恩来与觉悟社的成员，无论从思想到行为，都不同程度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二）赴法留学和无政府主义
1920年周恩来赴法“猎取学术”。“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6]这说明此时的周恩来思想是悬而未决的。此时的法国，是无政府主义者心中的“圣地”。法国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发源地之一,20年代初也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海外的主要汇聚之地。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的旅法华人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初到法国之时，周恩来认真研究过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及法国工团主义,也对主张用暗杀手段推翻反动统治者的苏菲亚感过兴趣。克鲁泡特金是俄国享有盛名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理论家、活动家，被奉为无政府主义的宗师。著有《面包和自由》、《互助论》、《近世科学和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周恩来有读过他的著作；苏菲亚是俄国著名女革命家、享誉欧洲的著名女杰，同时也是暗杀行动不遗余力的践行者。周恩来称自己一度“对苏菲亚表示崇拜”，自然与其当时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有关，是他钟情革命精神的体现，同时，也与他一贯尊重女性及早年尊崇女侠的情结相关。周恩来早年尊崇侠义精神，曾创作侠义小说《巾帼英雄》，并对家乡女杰秋瑾题下“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生为我越东女儿争光”的词句。以此来看，周恩来对苏菲亚的崇敬并非无的放矢的。
周恩来在不断深入了解战后欧洲的形势，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化、改组的情况等过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特别是在英国实地考察，从声势浩大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中，认识到中国工人运动的落后在于没有一个先进政党的领导，缺乏有组织的训练。周恩来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摆脱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的统治，必须要凝聚一个拥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政党，联合和领导广大被苦难压迫的人民群众，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周恩来认为在资本错综盘踞根深蒂固的欧洲社会中，无政府主义就是空谈。即使资本家与工人矛盾尖锐，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工人也没有主张废除政府去实现无政府主义，反而寄希望于政府去调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因为欧洲工人深谙一旦主张无政府主义，工人阶级不仅站在了资本家的对立面也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这样一来不但失去了政府的调和而且扩大了斗争范围，很显然对整个阶级都是不利的。所以，无政府主义在欧洲行不通。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再次谈及无政府主义以开发实业为例，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们除了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并无什么具体主张，也许有人会提议实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提倡通过互助协作的方式实现开发实业，很明显这并不具备现实和普遍的操作性；最后周恩来以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蔡元培为反例，指出他“一遇到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来”的悖论，用事实证实无政府主义只是空谈，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行不通。[7]周恩来认为无政府主义虽然有广泛的思想基础，但其没有自己的经济主张，主张实现无限制的自由也过于空想，所以无政府主义不能指导欧洲的社会革命，更不可能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
周恩来在1921春加入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但一直到1921年秋天他才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1922年3月，周恩来在致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也就够了。”“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却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8]并且“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8]这说明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虚无的本质，毅然放弃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追逐，转而选择了共产主义，周恩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完成了嬗变。
二、青年周恩来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共产主义这一学说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各种非议、围攻。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周恩来先后与诋毁共产主义的各种谬论展开论战。在欧洲，李石曾、吴稚晖等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青年学生大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后来，国内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区声白、华林、刘抱蜀、刘无为等人也相继赴法，1921年秋，旅法华人在法国成立了信仰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工余社，并创办杂志《工余》,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散布反共产主义的谬论，在旅欧青年中影响极大。为了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恶劣影响，给无政府主义“猖狂惑众”反动言论以迎头痛击。在周恩来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少共创办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少年》以大量篇幅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斗争，它同《工余》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论战。旅欧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论战中批判极端自由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曾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强迫人民服从”，“消灭异己”。针对无政府主义大肆渲染的个人绝对自由主义与个人万能、反对集中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的错误思想，周恩来指出无政府主义“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追究他的病根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有分得清的缘故……其势力渐渐等于零……鼓吹能动摇人心，这不免等于梦呓……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的不能得用了。”[8]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虚有其表的本质。1922年，区声白等人印发《无所谓宗教》的小册子，将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精神相提并论，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迷信”。周恩来予以有力的反击，撰写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两文，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阐述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论证了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肯定了共产主义既“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也完全应该成为我们中国唯一的“救时的良方”。中国根本不具备发展民族资本的条件，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担当起中国富强的重任。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严正指出共产主义者一向“认宗教是人类中的一种毒药”，对之是“深恶痛绝”的，因此共产主义与宗教毫不相干。周恩来指出信仰与迷信最大的区别在于所信的理论与方法是否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能否合乎科学精神，共产主义与宗教信仰有着本质的区别。教徒对牧师、神父只有迷信，即心里知道不对，嘴上也不敢说。至于共产党人一面服从领袖的指挥，一面则时时监督其行动。
（二）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
对“俄式革命”的态度，也是旅欧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焦点。十月革命之后，苏俄遇到了短暂的政治经济困难，署名为“三泊”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余》杂志上发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办法》一文，借机攻击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在实行资本主义，断言俄式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中国不能再走俄国的老路。周恩来在纪念俄国革命五周年的专号，即《少年》第五期发表题为《十月革命》的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不但如此，周恩来还在《少年》第六期发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吗？——质工余社三泊君》一文，驳斥了三泊的无稽谬论。周恩来认为十月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从事、理两方面论证了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然性，并指出新经济政策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9]。
（三）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余》上发表了很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主张“废除一切强权”，“废除一切政治”，“反对任何有形式而具强力的国家”。他们显然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更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途程中的伟大的历史作用。针对这种情况，《少年》发表了《一个无政府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谈话》、《工人与政治》等文章进行斗争。《一个无政府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谈话》采用辩论的形式，就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党、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等问题，从理论上逐一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谬论，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及其历史使命。《工人与政治》一文则着重反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否定和曲解，并详细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
三、结语
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是非问题与客观实际结合起来，从实践的角度检验思想的科学性，打碎了无政府主义孱弱的根基。不仅在理论上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者，帮助广大赴欧学生和劳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还吸引了大批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颇具代表的有陈延年、陈乔年、李合林等，壮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到了1923年，无政府主义逐渐式微，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已罕有生存余地，《少年》杂志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由此更名为《赤光》。青年周恩来在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不仅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桎梏，完成了自身思想的真正转变，同时也更加坚定和锤炼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为投身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和积累了初步的斗争经验。
此后，周恩来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和新中国的各方面建设，以毕生精力实践了其所立下的“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的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强志气。青年人的志气主要体现在个人所追求的信仰上，新时代青年的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回望党的百年历史，支撑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的，就是他们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唯有理想信念坚如磐石，才能时刻知责于心、担责于身，知难负重、愈挫愈勇。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作为终身不变的坚守，任何时候都不改初心、不忘初衷，筑牢精神支柱、扎牢信仰之根。要加强理论武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做新时代敢为者、担当者。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志存高远、忠于祖国，努力做新时代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爱国者。
参考文献
[1] 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中国青年》第7期，194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2] 邓颖超：《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233、234页。
[3] 刘清扬：《对“觉悟社”等问题的解答》，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2），第227、229页。
[4] 谌志笃：《参加五四运动的几点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606页。
[5] 《学生根本的觉悟》，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507、510、517、518页。
[6] 周恩来：《致陈式周信》（1921年1月30日），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90页。
[9] 伍豪．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J]．少年，1922(6)．
[10] 张雪婷.旅欧期间周恩来在推求比较中确立共产主义信仰[J].世纪风采,2022(01):3-8.
[11] 吕峰,黄桂英.旅欧期间青年周恩来信仰实践四维向度分析——兼论其对当代青年信仰教育的启示[J].教育探索,2016(11):100-104.
[12] 余玮文.周恩来的旅欧征途[J].兰台内外,2008(03):50-51.
[13] 王建初.周恩来旅欧期间对欧洲工人运动的考察[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1988(1):35-40
[14] 邬国义.旅欧期间周恩来批判的“三泊”是谁?——兼论周早期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J].史林,2008(1):63-87187
[15] 叶隽.“五四”勤工俭学与欧洲华工背景的互动——以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主导的旅欧共运兴起为中心[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8(3):1-11
[16] 张寿春.确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思想飞跃[J].觉悟,2009,0(2):4-6
[17] 刘文欣.试述周恩来旅欧期间信仰的确立[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0(1):80-84
[18] 吴志葵.试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12-16
[19] 李勤.周恩来旅欧对欧洲社会和工人运动的考察[J].党史纵览,2006(09):9-11.
[20] 胡华,王建初.周恩来同志从“五四”到旅欧期间的思想发展[J].哲学研究,1979(02):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