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士鸿

“两弹一星”精神是广大研制工作者在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培育和发扬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崇高革命精神。习近平同志2011年1月26日在看望航天科技专家孙家栋院士时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中国一成立，就被笼罩在核恐吓的阴云中。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挽回战局，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为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这一对中国安全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开拓者、领导者和实施者，从整个研制工作的组织、调动、协调、策划来说，周恩来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为探索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国防现代化道路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智慧，并在这一过程中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 “两弹一星”精神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精神的引领者

习近平曾说：“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钱学森曾说：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1]。

引导新中国全体人民包括科学家群体心向祖国、投身祖国建设中来，引领各行各业特别是科学家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巨大的能量，团结一心为祖国的强大而工作，这是周恩来领导政府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着力争取留学生回国，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1956年2月，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意见书》提出我国导弹、火箭事业初期发展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并且提出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磐、胡海昌、庄逢甘、罗时钧等21人的专家名单。周恩来对这份名单上的多数名字很熟悉，这是因为他为其中一些专家们回国，做过多方面的工作。

1950年8月29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启航，邮轮上有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学者及子女，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原子弹研制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邓稼先，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之一赵忠尧，以及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等，后来他们中有12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9月12日清晨，美国特工在邮轮抵日本横滨时截捕了赵忠尧、罗时钧等3人。为了援救被扣押的赵忠尧等中国科学家，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严正声明。1950年11月底，在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赵忠尧等人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赵忠尧，人类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科学家，1955年，他用带回的器材和零部件，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开展原子物理的研究。

1955年6月，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信件很快转送到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亲自作了批示。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前，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一方面下令提前释放抗美援朝中被我方俘虏的美国11名间谍，一方面指示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向美方提交一份包括钱学森在内的被扣中国侨民名单。当美方狡辩称钱学森等没有归国的想法时，王炳南立即亮出了钱学森的亲笔信。在有力的证据面前，8月13日，美国终于公布了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美国国防部释放钱学森的决定。至此，钱学森结束了长达五年的软禁生涯。在周恩来的亲自策划和各方面的精心安排下，1955年初秋，钱学森一家从旧金山港口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于9月17日回到了祖国。

此外，在周恩来的号召与关怀下，李四光、姜圣阶、张沛霖、杨承宗、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等科学家先后回到祖国。正是这批科学家，成为“两弹一星”研制的中坚力量。

周恩来作为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导者，不但千方百计地吸纳海外专家回国，还非常尊重、关心和爱护从事“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真正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使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理想与国家的命运、个人志向与民族的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甘做无名英雄，无怨无悔无私奉献。

钱学森曾说：“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我们这些科技人员都很怀念周总理。……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的意见。”[2]刘柏罗回忆：“我们敢于在周总理面前无拘无束地谈自己的看法。” [3]刘杰说：“总理对我们从来不一般性地鼓励，而对每一进步和成绩都会给以确切的评价，对工作的缺点错误进行严肃而中肯的批评。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帮助；既十分关注大家的工作，又细致地关心大家的生活。这一切都是我终生难忘的。”[4]

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元勋，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奥本海默”的邓稼先曾回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一次核试验前，他去向周总理汇报，有点紧张，说起话来有点哆嗦。周恩来和蔼地笑着说：“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就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听了这话，邓稼先立刻放松下来，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也轻快了。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科学家们的生活也很困难。两弹试验基地曾一度受到饥饿的威胁。当周恩来接到酒泉火箭基地断炊的消息，急忙赶到军委会议会场，专门为火箭部队募集粮食。后来，他又亲自批示，配给专家教授每人每月两斤猪肉和一斤鸡蛋。张爱萍回忆说：“60年代初，全国都在困难中苦斗，我们在戈壁大漠里自然就更艰难一点。恩来同志听说我们的生活情况后，立即设法从各地调拨生活物资支援我们。不久，原子弹试验基地运来了大米、面粉，还有治疗浮肿病的药品。年节时，我们还吃上了云南火腿，喝上了贵州茅台酒。他在电话里嘱咐：要让科学家们、技术工人们、军队的干部战士们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

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尖端科技战线的人们在爱国和奉献的主题下谈起周恩来，都如数家珍，有说不完的话、回忆不完的事。周恩来自己常说：“我们如果为科学家服务好了，他们就会为祖国服务得更好。”周恩来不但为“两弹一星”事业汇聚了八方英才，同时也是“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们逐步形成“热爱祖国、8无私奉献” 精神的有力的引领者、推动者。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倡导者

“两弹一星”的研制离不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周恩来总是强调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搞尖端事业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我国核事业起步的时候，曾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的援助。1955年初，为了争取苏联援助，周恩来亲自出面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勘察铀矿的地质协定和苏联援建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与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协定，增强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基本条件。

对于引进项目的规模问题，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提出，我国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但我们主要是解决有无问题，规模不宜过大。[5]一向深谋远虑的周恩来向科学家们指出，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同时，周恩来指示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8年，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已建设成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这些科研机构大力开展研究工作，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核工业作了必要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

   正当中国研制两弹及其尖端科技刚刚起步的时候，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联与美国、英国正在进行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谈判和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由，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协定。后经中方多次催促、商谈，仍无进展。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要求撤回苏联在中国的专家，并不等中国政府的答复，于8月撤走了全部专家，停供所有设备材料。据统计，在苏方援建的30个工程项目中，苏方只完成16项设计任务，有9项被迫停工。仅核燃料循环后段工厂和核武器研究中心几个工程，约有776项12828台件设备没有供货，其中主要是我国尚不能制造的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和特殊材料。给中国留下一大批半拉子工程，造成了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苏联撤走专家时曾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6]。

在我国核工业发展遇到如此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是“下马”还是继续前进，1959年7月，周恩来说：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7]正因为有了前期自力更生的思想准备和实践筹备，周恩来才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

对如何实践自力更生，周恩来也在工作上作了具体部署。1960年7月11日，他在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报告作了多处旁批，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8]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奠定的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立足点、着力点和努力方向。同时，周恩来对掌握原子能科学技术，也提出了一要、二学、三买、四钻四个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他强调：“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留学生、实习生、研究生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来我国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以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由于周恩来的明确指示和大力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科技战线同志们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柱。

从“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到明确提出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我国科研工作者们在经济落后、工业和科研基础薄弱，资金、设备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根据周恩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要求，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由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又一个自行研制原子弹并成功实施核爆炸的国家。

张爱萍曾说：“原子弹不是武器，它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也正是周恩来对倡导的“搞尖端事业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一种准确的概括。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精神的培育者

“大力协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尖端科技工作者的殷殷嘱托，也是周恩来在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工作中的极力践行。“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参战人员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结果。

以为解决组建导弹研究院的技术人才问题为例。1956年5月29日，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33位有关部门领导人共同研究，提出方案。聂荣臻回忆说：“过了几天，我将需要商调的三百八十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给周恩来总理，他看后对我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 ”就这样，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被选调到导弹研究院工作，和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起组成了最初的导弹研究队伍，加上随后调入的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形成了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高度的综合性是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重要特点，它涉及的科学技术范围和工业部门很广，因此，只有实行全国大力协同，才能实现既定目标。1961年春节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三年到五年过关。

1962年秋，“两弹一星”研制进入关键时刻，经请示周恩来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于1962年10月30日向党中央呈送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确定了在两年内实现原子弹爆炸的目标，并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 11月3日，毛泽东对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此，“大力协同”，成为推进这项工作的基本准则和座右铭。1962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担任主任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仅这个委员会，就聚集了分管各个方面的7位副总理7位部长级干部协同工作。就在这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确定了中央专委的主要任务，其中特别提出：“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要求：专委会的决定，由有关方面坚决保证贯彻执行。

自1962年11月起，在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下，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核武器研制、核试验以及其他核科学技术工作，进入了快车道。仅从原子弹研制方面看，据统计，这个时期，共有26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起来，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距地面2900米处空爆试验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多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同一时期，我国的导弹研制也取得重要突破，先后成功发射了常规导弹和核导弹。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我国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正式进入太空时代。

谈起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精神，参与其中的人们对周恩来的挂帅协同深有体会。钱学森说：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周恩来总理挂帅组织管理的一套系统是科学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套东西的形成，就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这是很重要的经验。[9]

作为 “两弹一星”的运筹、组织、管理者，周恩来以超人的胆识和非凡的领导智慧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殚精竭虑，培育了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使我国的国防现代化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聂荣臻也曾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

总之，周恩来不仅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开拓者、领导者和组织实施者，而且在领导建设我国国防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 “两弹一星”精神的形成和发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