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推动全国抗日政权建设中的民主精神研究

杜立芳

周恩来说，“三三制”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1]，“三三制”政权建设中孕育着他极强的抗战民主精神。而对于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改造，中共不是囿于一隅，而是志存高远，一开始就希望将它塑造成一个全国性民主政权的雏形。周恩来指出，“坚持民主政治，首先在陕甘守、晋冀察等边区树立模范的民主政治，以推动全国”[2]。周恩来在推动全国抗日政权建设方面贡献卓越，同样彰显非凡的民主精神。

（一）对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追求

周恩来指出,“三三制”宪政的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3]周恩来秉承“三三制”的思想，全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更是周恩来的心愿。周恩来对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可谓竭尽心力。对联合政府的组成及意义，周恩来指出：“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4]

中共最初的策略是通过国民大会来改造政府。周恩来认为国民大会的任务既要通过民主宪法，还要选出民主的中央政府。但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难以实现。抗战初期，中共和其它抗日党派即向当权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建议，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设立民意机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但国民党蒋介石仅以没有任何实权的国民参政会应付了事，其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依然，甚至在不断强化。中共要求实现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层的民主的统一战线政权一直初衷不改，提出“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并强调指出：“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决不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也还是要实现的。”[5]中共不断加强并深化对于民主联合政权的理论探索与研究。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等论著，对民主联合政权问题作了理论阐述。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6]1939 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关于中国问题报告时就中共参加政权的路线，提出“似应由军事到政治，由战区到内地，由地方到中央的途径。”[7]此后的形势发展证明这一路线也无法实现。1941年10月，民盟成立后亦要求国民党“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8]应该说，全面抗战初期，中共由于自身实力有限，不具备向国民党提出中央政府权力分配的条件，其所提参加政府兼有寻求中共合法性与改造国民党政权的双重意蕴。虽一再呼吁国民党革新政治，容纳各党各派人士参加政府，但并不积极强求，更多是一种宣传策略。

1944年国际国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中共政治地位提高，这为中共实现其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奠定了政治基础。要维护中共革命成果，必须参与中央政权并能制衡国民党，中共的政权诉求思路上有了重大的变化和调整。“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地方联合政府实现的成功已得到充分体现，实现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作为通往民主联合政府途径，周恩来认为也是切实可行的。同时，看到欧洲国家民主不断增长，他倍感振奋，“这些国家都成立了联合政府，代表广大人民阶层利益的共产党都参加政府,并在各国政治生活中成为决定力量之一” [9]。欧洲人民民主力量的伟大胜利，无疑深刻影响世界的前途，也鼓舞着中国人民。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公开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10]先组织联合政府再召开普选的民主的国民大会成为中共掌握国民党政权民主化改造的主动权的重要尝试。继而，10月10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周恩来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说，指出挽救目前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案是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周恩来的演说向外界表明中共的态度是严肃的、认真，也是有准备的。在1944年11月，周恩来付出努力促成中共与美国代表商定的《延安协定草案》，其中规定：“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11],并明文规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等等。但国民党无改变一党专政的诚意，对蒋介石所称“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周恩来坚持联合政府主张，予以反驳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12]在国共谈判过程中，1945年1月11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13]据此，1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并强调“联合政府是立场，党派会议是方针，一个是立场，一个是方针，必须弄清楚”[14]。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指出：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而蒋介石声称组织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致使谈判无法取得任何进展。1945年3月1日且公然宣称：国民党决“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15]，这“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圈余地”[16],对此，3月7日,周恩来致函王世杰：“忽得蒋主席三月一日之公开演说，一切希望，均已断绝。[17]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由此走入死胡同。

中共“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周恩来也在《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说，我们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这是毛泽东同志报告里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总结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这六年当中，主张积极抗战，求进步，靠自己。我们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能够这样做；另方面我们在敌后做出了成绩，创造了十九个解放区，发展了很多的军队，证明了我们的办法是对的，这样才支持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 [18]周恩来在追求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和国民党一党专制集团进行了复杂的联合和斗争，促蒋走向民主抗战道路；坚持各党、各派、各界力量的平等参与、共同协商、民主决策。而抗战结束后的重庆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乃至新中国的建立都是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延续与坚持。周恩来说过：“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 [19]。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不息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得到实现，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国民大会与宪政民主诉求

通过国民党自身所设计的政治路径即国民大会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以实现政权民主化诉求成为中共的重要选项。1937年2 月 11 日，周恩来向张冲、顾祝同等即表示中共代表可以苏区和红军名义参加国民大会、国防委员会和军委会，目前不参加政府。[20] 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可以使中共在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展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国共合作宣言中，把“召开国民大会”作为中共三大奋斗总目标之一，希望以此实现民权政治并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周恩来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压制民主，缺乏民众动员，民运不开放的状况，1937年11月，他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严肃认真指出：“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 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21]为切实改造国民党政权，国大代表选举不具有代表性，中共批评认为是国民党一党包办，因此要求取消旧国大代表。周恩来指出：“必须加强政治民主化，这更须不分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而团结在民主旗帜之下，一致努力。有人说，以中国之大，各党派外还有着最大多数无党无派的人民，他们最能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公正意志。这是非常正确的。”[22]有关国民大会的论争成为国共两党争夺民主主导权的一个工具。国民大会也由于战争以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很长时间难以召开。

而国民大会成为中共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中间党派的重要政治议题。这在抗战时期的两次宪政运动中尤为突出。虽说，中共对宪政其实并不抱什么希望，“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23]，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周恩来说：“只有党治，绝无民选。各级参政会，由县而省而全国，都是指定的。各级官吏，由保甲长直到国民政府主席，都是党部委派的。”[24]但参加宪政更多是表明一种态度，也借此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因为他们同样认为，“若是走上宪政道路，就是走上了发展整个政治和平的最积极的最正确的道路。”[25]中共对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的各种宪政运动积极参加，对大后方各地成立的宪政团体也积极参与，国民党方面认为，由中共操纵组成或共党分子积极参加其中工作的有：重庆宪政座谈会（董必武、邓初民等积极参加）、重庆各界妇女宪政座谈会（共党操纵）、成都国民宪政座谈会（共党操纵）、成都国民宪政促进会（共党操纵）、贵阳宪政座谈会（共党潜伏其中活动）、昆明妇女宪政座谈会（共党操纵）、昆明文协会（共党外围组织）、广西宪政促进会（共党从旁操纵）、昆明各界宪政座谈会（共党从旁操纵）。[26]同时，中共要求各地成立宪政促进会的群众团体，并要与国民参政会中的宪政期成会取得联络，为宪政以壮声势。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周恩来就认为“要开国民大会，宣布宪法，当然都是骗局”[27]，一度对于国民党主导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并不热心。而以中间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对此次宪政运动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国民党方面也把其1943年十一中全会关于国民大会及宪政问题的决议作为扩大其对全国政治影响的重要步骤，以使中共民主号召无可利用，又防止其利用参政机会实现政权获取。周恩来在1944年3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参加宪政运动，表示我们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另方面也影响中间党派。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演说词《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中，周恩来对宪政进行了深刻阐述，他提到抗战期间，国民党曾两次提出宪政问题，对于这种主张，我们共产党人不论其中所含的诚意如何，总是表示欢迎。周恩来认为，现时中国的宪政，也就应该是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他说：“我们党，对孙先生这种主张，不仅拥护，而且早在实行”[28]。他认为，国民党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改的先决条件，并提出了最重要的三个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29]

1945年在中共七大《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他指出：“当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样的主张后面还有一手，就是三月一日宣布的要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但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假使谁出来反对，他就说你是分裂，他就要统一你，你不受他统一，他就要讨伐你，这就是他所准备的全国规模的内战。”[30]周恩来看清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但必须给民众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改善他们的生活，以充分动员、武装、组织，使抗战得以取得最终的胜利。他希望人人参与、党派平等、民主法治、众志成城。但事实上，国共双方对于召开什么样的国民大会，制定什么样的宪法等方面难以取得共识，而中共代表周恩来对国民大会的表态及对宪政运动的参与吸引了中间党派与其共进退，中共的民主政治影响扩大。

（三）国民参政会之民主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1日向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建立民意机关的提议。同年3月29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明确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31]。大会还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国民参政会由此成为多党合作的联系纽带，第一次为各主要抗日力量共同参与中国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场所。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周恩来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争取民主的斗争，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巩固和扩大。

周恩来认为，国民参政会供给了中国民主政治一种学习与试验的机会，中共可宣传民主政治主张，扩大影响。1939年他在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发言指出：“即将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目前形势下有重要性，出席该会可以宣传我们的主张，增加对中层阶级的影响。”[32]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以此为发端，宪政运动平地而起，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1944年对国民党破坏民主团结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予以坚决抵制，要求达成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条件。他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于《新华日报》1941年1月18日，补印在被扣稿件的空白版面上，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发动事变的阴谋，向国民党提出了强烈抗议，让国统区人民了解事实真相。2月10日，周恩来和民主党派会面商量。之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主张：以中共七参政员名义将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让邓颖超、董必武等拒绝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2月18日，他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公函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处理“皖南事变”的“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33]后中共提出的解决事变办法“皖南事变”的“前十二条”改为较为缓和的“后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仍被国民党蛮横拒绝，中共参政员最后拒绝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中共“皖南事变”和平政治解决办法表明了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对敌抗战的立场，从而赢得得了国内外更多人的理解和同情。1945年周恩来在中共七大《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说：“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等到第二届参政会的斗争取得胜利，第二次反共高潮就结束了。”[34]

此时，周恩来还支持并联合民主党派进行民主抗争。蒋介石对有着强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尚且采取这种蛮横的手段，各民主党派认为自己要是再不团结起来，就只会被吞没而无法生存。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在酝酿成立过程中，他们多次同周恩来商议。成立后，周恩来同他们一起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非常赞同他们提出的加强国内团结，实践民主精神等思想主张。1941年7月24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对梁漱溟等拟议中的民主同盟政纲可予赞助；蒋介石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来华后左舜生等认为民主运动有展开的可能，所以他们拟在港澳各党派参政员中酝酿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以推进民主运动，对此可给予帮助；对重庆、昆明等地酝酿呼应香港要求民主事，可予以鼓励。[35]9月周恩来又电告廖承志：对下届参政会，国方以外各党派参政员（除在重庆的）都不出席，对此应予支持。我方仍以释放叶挺为出席的条件，请将意见转告各党派。[36]他1945年在中共七大《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提及：太平洋战争前夜，中国的情势很紧张，日本和美国有妥协的可能，这时要开参政会，蒋介石又表示要举国一致。我们为了阻止日美妥协，表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和他一致，所以参加了参政会。[37]如果说皖南事变以前，不少民主党派站在中间，有时甚至更倾向于国民党，而到皖南事变以后，民主党派大为失望，虽人站在中间，却是逐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周恩来宽容广纳、平等待人的民主风范深得人心，得到民主党派的广泛信任，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平台愿与中共一道与国民党顽固专制势力作斗争，联合抵抗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国民参政会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执政的国民党进行斗争并团结广大中间力量共同抗战的重要场所。这些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抗战后期，国民党利用操纵国民参政会的权力和优势，一再修改《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削减中共和进步势力参政员的名额，把参政会作为其攻击中共、维护“一党专政”的工具。对此，周恩来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可是来了个八字由头，说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第三次反共高潮过去了，我们表示，如果他愿意政治解决，我们总是可以淡的。所以去年林伯渠同志又出去进行第三次谈判。”[38]国民党坚持反共和内战的方针，国民参政会成为蒋介石欺骗人民、粉饰独裁统治的一块“遮羞布”，逐渐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国共谈判也很难有结果。各中间党派和进步力量也一致认为国民党操纵的国民参政会是“中国不民主的阴影”[39]。

有“战时议会”之称国民参政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巩固国共团结的重要阵地。在抗战初期为国民党联系中共及其他党派民主合作、共商抗战大计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参政会最初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进步值得肯定，正如毛泽东等7名中共参政员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所说：“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40]但遗憾的是这种进步没有坚持下去。中共代表周恩来以积极诚挚的态度运用国民参政会提出民主诉求和进行民主抗争，期望帮助和团结一切要求民主的进步政党参加政权，平等协商、科学主张，共同去解决面临的问题。但受整个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制约，国民参政会很难成为标榜的真正实施民主政治“民意机关”，它的演变记录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艰难前行的历程。

（四）致力于协商民主的实现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41]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正是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民主实践的环境中产生并丰富、发展的。在“三三制”理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等地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除同国民党进行政治谈判外，还积极争取中间势力等各方力量的支持，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协商民主思想。

周恩来说：“孙中山先生的一个伟大特点，就是善于联合各种革命力量。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极端需要的。”[42]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愿与任何具有抗战意愿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民主党派等广大中间势力进行合作，争取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周恩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天生具有调和性”。这话可以说是最好的注脚。他说：“我们是坚持民主进步的。我们仍然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变内政的错误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也愿意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力量进行合作，以坚持抗战，以推动进步。”[43]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冯玉祥、白崇禧及滇川军将领重叙旧情、开诚合作，极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他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保持密切交往，共商国是、讨论形势、商榷办法。他与文化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积极汇聚、团结文化精英。其时，他就河南统战工作指示河南省委：要广泛联系和团结一切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各阶层人士，国民党省、县、区机关和友军都要广泛联系。[44]特别是在重庆期间，周恩来汲取了在武汉工作时“太重视国民党，冷落了小党派的经验教训”[45] 。周恩来充分坚持民主与统战相结合，有声有色地开展工作。他积极与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加强沟通，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与民主党派建立同甘苦、共患难的合作关系促使他们奋起抗日；他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与民族资本家联合；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为抗日出力，推动抗战文艺的胜利开展；他还向宗教界人士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呼吁他们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他还耐心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

周恩来强调指出：“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发展南京抗日派的政治团结，才能提高反蒋各省的政治觉悟，才能扩大全国的抗日统一运动，才能争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同时也才能改变一些蒋介石的独裁观念与各省军阀的割据思想，以便于抗战的发动和胜利。”[46]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不仅取消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抗战初期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而且限制关于抗战的言论出版自由。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满。周恩来指出：“我们要求抗战中的民主，人民的合法权利，各党派的公开存在，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反对一切非法的秘密的捕杀。”[47] 1941年周恩来在《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中写道：“方命事小，国家事大，惟求诸先生能一致主张，俾此临时办法早得结果，斯真国家民族之福。”[48]协商为民主之基础，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周恩来每周都与民主党派人士见面协商有关参政会的提案问题。周恩来长期坚持对各抗日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做深入细致的团结帮助工作，深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事实上，各民主党派在为抗日奋战的同时，也为民主奔走呼号。他们的政治纲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的共和国，这和中共追求民主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1944年，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一致拥护。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49]

这一时期，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已经取得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动员千百万群众汇聚成滚滚民主革命洪流，中共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50]的策略总方针。周恩来坚持民主精神与统战思维，倡导平等理念和协作创新，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中间力量，且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为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抗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说：我们在政治上主张要改革政治，成立民意机关。蒋介石那个时候，一方面搞参政会，另方面还是一党专政，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51]正是中共在对待中间势力问题上采取了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合作态度，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周恩来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思想，是指导周恩来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具体实践活动的理论，是面向实践、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在实践上做出了探索。也成为他后来反复陈述的“新民主”的特点。“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只有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是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52]

抗战时期周恩来推动全国抗日政权建设的民主政治诉求，是对中共高瞻远瞩的决策思想的遵循。他重民主政权的顶层设计改变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政权结构，并致力于抗战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解决，生动呈现出反对专制、人人参与、平等协商、宽容真诚、维护大局的民主精神，滋养着中共抗战精神，不仅大大宣传了中共的政治主张，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而且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但由于一党训政是国民党内的主流意见，而国民党方面牢牢掌握着主导权，国统区的政权民主诉求往往无果而终。这表面上是中共的“失败”，但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失败。若无法真正把社会各界强烈的政治参与诉求有效地纳入其政治制度框架，“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要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53]中共最终的成功在周恩来推动全国抗日政权建设上追求的民主精神中就已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