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晓妍
100年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后移至嘉兴)召开。上海的石库门和嘉兴南湖的红船,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百年的“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里,不能没有李大钊。王沪宁则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李大钊同志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这是对李大钊一生的光辉写照。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最先引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投身于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盗”来的马克思主义先进之火不但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坚持人类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科学理论,而且使党具备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正是因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引介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才有了与时俱进、历久常新的思想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提供思想基础
李大钊是中国比较完整、系统、全面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人,给黑暗中的中华民族播撒了马克思主义的光明火种。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提出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李大钊原本就是一个彻底的爱国者,青年时代就为着多灾多难的国家展现出赤子之心。1915年,在日本求学的李大钊目睹国家日渐羸弱,忧心如焚。与今天一部分人出国镀层金、回国某个好差事的想法截然相反,李大钊出国留学有着解救民族于水火的远大目标,以至不计后果地发表呼吁和倡导民众的文字《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被迫中断学业。他写作《青春》回应反动势力,呼吁中国青年用“薪胆”精神“再造中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极大鼓舞了李大钊,引领他找到拯救中国的“药方”。五四运动前,他陆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说,热情地讴歌俄国革命。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新青年》分上下两篇发表了共2.6万多字、11个部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和行动具有先驱性的意义,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要前提。
(二)贯通古今、研判未来的历史观为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提供科学方法论
李大钊作为先驱者的功绩,不仅在于他为苦难的中国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他从中提炼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方法。以往人们看待和研究历史,往往大多停留在“以古鉴今”。“以古鉴今”当然必要而且重要,却缺乏对历史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纵向延展性视角。研究历史一个重要功用是预见未来。想要预见未来,首先是掌握历史发展趋势,使行动有所依据,这是社会进步的思想来源。而这样一个把握历史大势、科学预见未来的思想,最早就是由李大钊带来的。1924年５月,他在《史学要论》里强调历史“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之所以科学,就在于“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纵着看是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李大钊科学运用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去审视未来。他指出,当我们把人类的思想和实践记录下来的时候,尚且只能称作是记录,不足以成为历史。只有当这些人类思想和实践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贯通古、今、未来的思考,尤其是对未来有所启迪的时候,才是历史。如果我们对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研究方法重视不够,就为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乘虚而入提供了方便之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和强调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他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理论要指导现实,更要导向未来。
(三)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彰显提供行动保证
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李大钊见解卓有见地,率先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李大钊不是在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才具备和表露出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思想的。当他还是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十分重视研究国情和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唯物论思想和主张与李大钊观念中“理论是解决问题的‘行动指南’”观点的契合性,使他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对其产生超越他人的理解。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所身体力行和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主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因子。李大钊头脑中清晰而明确一点是理论应该环绕和服务于实际,使他在划清我党的理论与修正主义界限上功不可没。酝酿建党之时,陈独秀就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征询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共产党的名称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创建过程中就自觉地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站到了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避免了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附庸,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生命力的基础。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引领青年、酝酿和筹划建党、促成国共合作而改写中国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被誉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不仅体现在一个“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的政党的正式成立上,而且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最能吸引和团结先进分子、办成大事上。李大钊对此作出了贡献。
(一)凝聚和培养先进青年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后备力量
李大钊在工人群众中物色先进分子,架设进步学生与长辛店工人之间的联络通道,对青年学子谆谆教诲,送先进青年去法国学习,向青年毛泽东推荐马克思主义书籍,引导邓中夏、赵世炎等进步青年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五四运动前,在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共事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吸引和团结了许多位进步青年。1918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毛泽东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刊,并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这使毛泽东将视野转向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研究,逐渐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隔30多年后的1949年,毛泽东在谈及李大钊时深情表示“他是我真正的老师”。1919年９月21日,周恩来等人发起建立觉悟社,第一个活动就是邀请李大钊到天津指导觉悟社活动并发表演讲。与邓恩铭一起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的王尽美,也是受到李大钊影响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邓中夏是李大钊的学生,同时也是李大钊物色的从事工人运动的好苗子,他的演讲极具感染力和凝聚力,总是给工人兄弟留下深刻印象。李大钊还选派刘志丹、张宗逊、王一飞、李运昌到黄埔军校学习,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中国共产党的卓越历史是由先进人物铸就的,我们熟悉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陈毅、乌兰夫等都直接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虽然李大钊牺牲较早,但他为中国革命成功过程中物色领袖人才起到了引路人、播种人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创立为伟大建党精神奠定根基
新文化运动席卷之下,各地党派林立、思潮繁杂。1920年前后,全国各地的无 政府主义团体有90多个,刊物有70多种。面对思想不同、宛若散沙的景况,李大钊较早认识到成立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1921年３月,他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写道:“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改革,或者有所附托。”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尽管已经有了中共早期组织,但这些早期组织与一大召开之后的党还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组织形态以共产主义小组的形式分散于各地,没有党章约束,也没有统一的中央和领导人。因此,在李大钊看来,应该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一路相商,达成了建党的初步共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传为佳话。３月,李大钊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创办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派人到天津、唐山、济南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在这期间,1920年４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与中国进步力量建立联系的维经斯基来到中国。维经斯基来到中国,首先与李大钊会晤并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议。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在李大钊眼里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支持五四运动的先锋人物,是能够为这个民族干大事的人。他支持陈独秀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高风亮节。虽然没有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但他凭借为建党所作的重大贡献,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三)国共第一次合作彰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业为己任的格局和胸怀
李大钊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有效组织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有力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基于对党的力量和影响过于弱小、难以独自扛起领导民主革命大旗且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生存空间和政治舞台十分逼仄的现实分析,李大钊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统一战线的态度也从一大时候的“拒绝”到二大时候的“接纳”的转变。一大时,中共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纲领要求共产党人“加入我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到中共二大时,要求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923年中共三大的核心任务,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其间,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商议国共合作事宜,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１月20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核心的民主联合阵线正式形成。李大钊的这些努力,为之后我党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中国共产党夯实阶级基础,锻造工人运动“领头羊”
“领头羊”是一种能力与精神的象征。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必须紧紧依靠最先进阶级及其伟大斗争精神。李大钊锻造工人运动“领头羊”,着重表现在较早重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结合问题。
（一）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阶级基础
出于对革命运动阶级基础重要性由自发到自觉的认识,李大钊最先认识到工人阶级的无穷力量,是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工人阶级走得最近的人。这与他从小对社会民情有着天然的感知和体恤有关。1919年３月,他从一位来自唐山的煤矿工人处了解到唐山煤厂工人的生活和劳作情况,从中敏锐地觉察到唐山煤厂工人罢工之所以没有效果,原因在于他们进行的是“没有结合的”“无意识的”“强迫的”罢工。李大钊认识到,客观上由于资方的残酷压榨,这些工人过着困苦的、不如骡马的生活;主观上这些工人由于没有组织、没有知识、没有精神动力而将活着的目标局限在维持生计。李大钊意识到无产阶级不但应该组织起来,而且要在中国革命中掌握领导权。李大钊认为工人阶级是能够身先士卒、发挥“领头羊”作用的先进阶级,一旦这个最先进阶级实现觉醒,必然孕育出极大力量,在国民运动中站到前列、担当先锋。
(二)重视农民阶级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得以发挥的重要保障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重视农民的先驱。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先进人物中最早认识到,在中国若要取得革命成功,必须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斗争。他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明确提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基于“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现实国情,充分预判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强调“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武装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等几项要紧工作。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工农联盟问题,强调了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特别重要。毛泽东在广东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使用的教材就是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
(三)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发挥作用的关键
李大钊较早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在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前,就主张“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更明确倡导“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他既重视工人,又重视农民,号召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工作,到农村去从事“开发农村的事”。在宣传、组织工人和走近农民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受到教育和得到锻炼,自身思想不断革命化。现实表明,知识分子唯有与劳动群众不断结合,并且在结合过程中不断进行思想审视和革命化发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回首百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从全国各地赶来的13位年龄不同、衣着不同、口音不同、性格不同的知识分子,聚在一起,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演绎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有的成为烈士受人纪念,有的成为叛徒、汉奸受人唾弃,有的成为领袖受人尊敬。这些知识分子的不同人生道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与工农劳动群众相结合、坚守人民群众立场是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重要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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